雷抒雁
关中人的保守性常常体现在语言上。小时候，就听到一句俗话：“天不怕，地不怕，关中人就怕说普通话。”关中外出的人几十年乡音不改，一张口，就清清楚楚地报了籍贯。许多当了京官、大官，甚至成了外交事务方面的要人，如著名的外交官王炳南先生，夫人都是洋人了，自己仍然一口陕西关中的方言土腔。
关中人不只是自己不说普通话，还常常嘲笑说普通话的人叫“醋熘普通话”。如果你常年在外工作，已改说了普通话，一旦回乡，就会有“近乡情更怯”的感觉，先得在村外调整一下舌头，否则，乡亲们会觉得你变了：当官了？发财了？怎么连舌头也变了？和你说起话来，就没有那么亲切了，目光里会时不时地流露出对你的质疑和不屑。我离开陕西已三十余载，早已说了普通话，可是一旦回一趟关中，口音立即就变了回去，其严重性是返京后，许多日子里普通话里夹杂的关中音改不了，成了真正的“醋熘普通话”。
语言的保守，又往往是人性保守的体现。关中早就流行着一句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俗话：“饿死不出门。”关中人的流徙性极差，不像河南、山东、安徽人动辄就去了陕西。过去，关中人对这些流徙到陕西的人，很有点不屑，用很不文明的话称呼他们。如称河南人叫“河南担”，大约是嘲笑他们是挑着担子逃过来的。
保守性自然是不好的。我有时琢磨产生保守性的原因，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关中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少有旱、涝之灾，人们生活比较安逸稳定；另一种是自周、秦、汉、唐以来，关中都是首都所在地，文化发达，商业繁华，人们见多识广，一来二去，在人的性格遗传里，就有了傲慢、优越的因子，轻易不会有那些常年处在战乱或灾难重压之下的迁徙人群所具有的谦卑和蛮野。
保守的性格，无疑会阻碍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提升，但对于语言的研究，却带来了许多方便。关中人的方言里所保留的古音古韵，可以让我们上推一两千年，找到当时人发音的根据。当年秦桧害岳飞，元帅韩世忠问：“有什么罪名？”秦桧说：“莫须有。”李敖说，后人证来证去，都解释这三个字是“没有，会有的”。他认为这不符合秦桧和韩世忠对话的情理，秦桧虽是宰相，却不能对一个元帅蛮横说话。他说“莫须有”可能是当时宋代流行的一句口语，就找各种宋本书去读，终于找到了，“莫须有”的原意是：“难道没有吗？会有的。”这倒有意思，以书证史，找到了依据。
其实，许多依然活在当今关中方言中的人声字，可以验证古人的发音。古诗曰：“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黄莺儿”的“儿”，如按现代汉语发音，诗句读来就十分别扭。“儿”有一人声发音，现代汉语拼音没法拼，其发声为舌齿音。关中东府人至今说话仍将“儿”字发人声。若以人声来读这首古诗，就觉得音韵合辙顺畅。这种以今证古，和李敖先生以书证史，或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中农村把“妯娌”读“先后”。大约是以兄弟结婚有次序、媳妇入门有先后而来。关中乡俗，弟弟结婚不可在兄长之先。俗语说：“大麦没熟，怎么就想收小麦。”大麦先熟，小麦后熟；兄长先婚，弟弟后娶。“妯娌”由此就有了“先后”之称。据考《史记》里已有“先后”之词。司马迁是陕西人，自然会使用陕西的一些方言称谓，也许有些道理。
从范紫东先生的考证看，关中许多乡妇村佬的日常用语，都古雅有趣，出语有据，很像后人评杜甫的诗，无一字无出处。
调教牲口，关中人要牲口退后，喊：“扫！”先前以为这是随口喊出，追根溯源，一查却是语出有据。原来，“扫除”即是“后退”。《礼记》里记载有“扫除”之礼：“加帚于箕上，以袂抅而退。”你看，这调教牲口，用的都是上古的礼仪。几千年了，人们一代一代口口相传，牲口们也早听懂了这些口令。一喊“扫”，牲口便知退，似乎还在演绎古礼。
解大便，被认为是最不雅的事，却又是人人无法回避的事。文人用了许多讳语进行避掩，如以“解手”、“出恭”、“上后”等等代之。普通话里用“拉屎”，关中人说“㞎（bǎ）屎”。其实，这“㞎”字是一个忘了本字的替代字。《说文解字》里用的是“㗗（bǎi）”，“㗗，别也。读若罢”。是说排泄以与大便作别。关中人普遍说“㞎”，却将古字早已遗忘。范紫东先生考证了这个字之后，大发感慨，说：“此古语流传至今，最可珍重者也。"
类似的语音，在关中方言里保存甚多，人多不予珍重。现代的收藏家好藏古物，一枚古币，一尊古瓶，一幅古画，对这些有形之物，以为是古文化之珍宝，视方言中的古字古音却如敝屣，轻易就以普通话代之。所谓方言，总是在一个区域，数千数百年以来一代复一代人的创造，也应是最具文化含义的一种财富。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号令“书同文”，却并未“语同音”。猜想秦始皇说的应是关中话，关中话针对当时被灭了的六国，就是官话，是“京腔”。关中方言里的保守性，恰恰又是关中人性格里执著、坚守品格的体现。许多在书写里遗失的音韵字词，到关中农村去走访一些老人，或许可以找到。这并不妨碍人们在日常生活交流中，为了方便，使用普通话。
（刘鹤摘自《今晚报》2004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