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恩泽
目前，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经过扶贫后，经济收入有了相应的提高。但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由于脱贫后掐断了扶贫的供血渠道，这些地方的农民再也得不到外面的钱款或财物，他们所得的实惠少了，生活水平也比扶贫时期有所下降。于是，一些地方的农民开始打起小算盘：与其摘掉贫困的“帽子”，还不如继续戴在头上好。他们开始“主动贫困”，等待外面的救济。有些当地干部也十分留恋贫困这顶“帽子”，不思进取，消极度日。
有关专家指出，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扶贫工作以来，脱贫农民再次返贫的问题就一直存在。据估计，每年的返贫率大约在20%~30%之间，有些地方甚至高达50%以上。造成返贫的原因除了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恶劣、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外，跟这些地区的干部群众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不无关系。有些人会把扶贫的耕牛、种羊当做美味，吃上三天。因为如果能养得起这些牛羊，政府明年就不会再扶贫。个别基层领导会把扶贫款中相当一部分用在跑一下轮的“贫困帽”、“扶贫款”上，因为发展生产远不及“跑”更来效益。
某贫困山区脱贫后的第二年，上头再去调查生活情况时有的村民把自家的粮食藏到地窖里，哭丧着脸在干部面前叫穷。有一户墙角落里堆着好多空酒瓶，是主人平时每日两遍小酒喝出的景象，却对来调查的干部说是日子没法过了，靠拾空酒瓶卖钱度日，说这话时，嘴里喷出的唾沫星还带有酒味。
群众如此装穷，干部更是哭穷，争着戴贫困“帽子”。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一些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不是与当地贫困群众一起，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积极探索扶贫开发的有效途径，而是热衷于争戴“贫困帽”。正像鲁迅先生嘲讽的某些绍兴人，总喜欢“戴着破旧的瓜皮帽”招摇过市一样，到处叫苦喊穷，目的是以贫穷为借口，到处跑资金上项目。有的地方为了争取“入围”贫困县的选拔，竟然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配备小车和活动经费，并有激励措施，谁能跑出个贫困“帽子”谁就是有“功”之臣。有媒体披露，某乡“争取”到贫困乡镇的“帽子”后，竟然大摆“庆功宴”，那个跑“贫”有功的干部年终披红戴花被表彰。
“某县一次开会，县委书记兴高采烈地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县争上“贫困县”啦！’立时，台下掀起一片掌声··· ···”这是一则笑话，人们在笑过之后会反思：为什么一个县一旦争上个“贫困县”的“帽子”要乐成这个样子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争上“贫困县”，会有一系列优惠待遇。我国确实还有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县，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近年来，国家为了帮助这些地区尽快脱贫，在财政、税收、金融信贷、民政救济等方面，实行一系列的优惠措施，这是必要的。但是，据反映，一部分地区的领导眼睛只盯着国家的优厚待遇，把大量精力放在争“贫困户”的名分上，甚至不择手段，弄虚作假，谎报数字。
有两个乡镇的例子是鲜明的对比。甲乡实事求是报了人均收入，乙乡瞒报了人均收入，结果乙乡被列为“贫困乡”。上边对它进行财政补贴，乡机关干部的小日子过得非常红火，小车轮子到处转，年终奖金大大的。而甲乡呢，不但得不到财政补贴，每年还要上缴数百万元给县财政，经常拖欠机关干部的工资，差旅费都是大伙自己垫支，年终连福利都没有，更谈不上奖金了。
而对于农户来说，一且戴上贫困的“帽子”，且不说正常的救济款分文不少，到了年根岁末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慰问“贫闲户”时，他们还能再得到一大笔特殊的慰问金，米、面、油、肉自有人送上门来，不用自己操心，戴顶贫困“帽子”何乐而不为呢？
个别地方的干部和村民对贫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争着抢着要戴贫困“帽子”，哭着闹着不愿脱贫，因为戴着“贫困帽”年年得救济。除了可以有扶贫资金（贷款）、扶贫项目，还可享受减免、优惠等政策。当地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便会仰仗手中的权力，使财过其手，雁过拔毛。不知不觉，“小水池”便满当当的，即使“大水池”没放水，也可自食其力，且有盈余。因为不能中饱私囊，一些地方便想尽名目将其耗掉——实际上也是浪费掉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皇冠”和“高楼”，贫困地区高档轿车多，豪华宾馆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贫困户”争着戴“贫困帽”，扶贫后又出现返贫现象，从扶贫机制上分析，主要是领导干部扶贫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所致，毫不客气地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在不断制造新的贫困。
一些领导机关派下去的扶贫工作队到乡村扶贫，不是造血，而是单纯输血。带点钱，带点物资，给村里搞点种子、农药，而不是想办法把村里的设施改造好，帮助村民提高素质、转变观念。利用这些物资，农民当年虽然是丰收了、致富了，但哪能长久？西北地区某村，扶贫工作队进村后，立刻出现繁荣的景象，省直机关组织的大量资金、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这个村，村民们的生活立刻就像发酵的面团一样涨起来，生活水平比邻村高出好几倍。有一户村民分到了8床棉被，人均两条，分到的粮食多得到了夏天都吃不了，结果发了霉。可是，第二年工作队撤离后，这个村子一下子断了炊，很快就恢复到了以前的面貌，而惟一不同的是，如今村民们会整日地“憧憬”着扶贫工作队的再次到来，对他们来说，贫困也许并不是件坏事。
少数基层干部把扶贫当做政绩工程来运作，他们热衷于在公路旁搞集中连片的示范工程，也就是面子工程。由于这些样板工程都是投入大量资金建成的，其他贫困地区难以从中借鉴。一些地方在扶贫问题上搞数字游戏，对上争取资金时，把贫困人口数人为地增大；谈及政绩时，又瞒报贫困人口。这些来自基层的数字是上级党组织和政府制定决策的重要依据，数字游戏使一些决策一出台就脱离了实际。
“数字脱贫”、“政绩脱贫”必然会形成两种腐败：一是经济上的腐败，一是行政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腐败会使部分钱根本到不了最贫困的人手里，相反会被层层剥皮，乡里截留，村里也要截留，为什么会有报道说，xxx村人为了争当一个村小组长大打出手，不惜花重金搞贿选，就是因为这里面有利可图。在一些地方，扶贫成了一种政府官员作秀的舞台：到了年节，扛着两袋面粉，拿着一个封好的红包，以个人的名义去慰问“贫困户”，后面是电视记者扛着摄像机给他们造声势、搞宣传。行政上的腐败，是说有些干部根本不到那些贫困的地方去，有的村民说十几年没有看到过干部，现在的乡镇干部以“走读”官居多，他们能够去扶贫吗？还有一种“穷财政富接待”的官场应酬，当地官员不是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扶贫的刀刃上，而是为了稳保自己的官帽，将扶贫款用在了接待上头来人的招待费上。
返贫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在清楚地了解“愈扶愈贫”现象背后隐藏的原因后，必须有针对性地改变对贫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可怕认识，使贫困地区人口真正过上小康生活。
扶贫重在扶智、扶志。扶贫工作首先要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克服等、靠、要的依赖观念，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树立贫困可耻的思想，然后知耻而奋进。扶贫的同时要治愚，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帮助当地农民提高文化素养，丰富他们的科学知识，用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
输血，更要造血。实施扶贫与扶富相结合的扶贫新思路，强调输血后造血功能的增强，充分利用本地的自身力量扶贫致富，减轻国家负担，使经济整体上健康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实施开发性扶贫，减少单纯的救济行为，注意在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能力上下工夫，充分利用贫困地区当地的资源，发展生产，同时进行农田水利、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使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得到根本改善。
严格审查扶贫对象。扶贫部门要深入贫困地区，认真走访，实地考察，不要只是坐在高楼深院里听下面的干部哭穷，克服“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的现象，把扶贫资金和项目投放到真正贫困的地区。
科学评估扶贫实绩。评估扶贫实绩，主要是看扶贫后经济发展的后劲，看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而不是只看一时的繁荣。对搞“面子工程”、“路边工程”的虚假行为要坚决披露，严肃批评；对试图通过扶贫来捞取名利地位的干部，坚决不能提拔重用。
（吴宝河摘自《干部之友》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