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爱民
我的故乡石止，村东头儿有口井，因为在村子东边，村里人都叫它东边井儿。在村子里有好几口这样的井，只有这口东边井儿，一直在我记忆的最深处。
它是我体验世间冷暖、辨别人间是非、阅历社会变迁的地方。在经历了许多年的风风雨雨，品味了世间的苦辣酸甜之后，在我记忆的长河里，东边井儿像一颗经久不变的珍珠，依旧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东边井儿依着一座小庙修建而成，在一块黑黑发亮的石碑上凿个洞便是井口，石碑的年代和出处已无从考证。井台铺着光滑的石板，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都是那么干净，积水和杂物是从来没有过的。井上不高的亭檐上，赫然写着“饮水思源”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明白它的含义曾是儿时在玩伴儿们面前让我一度骄傲的事情。井水永远都是那么清冽甘甜，所以，在喝了多年的自来水后，东边井儿的水一直是我梦中甜美的回忆。
那个时候，还都是生产队。每天早晨，各家的劳力准时来东边井儿集合，生产队长大声吆喝着分派工种，有时也用粗话高声骂着几个来迟了的人，挨骂的人倒也从来不生气。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干得活儿多活儿少，活儿轻活儿重，挨骂挨得多挨得少都不会影响分口粮的多少。所以，尽管骂的话难听，却没有影响到人们实质性的利益，而那些骂人的话和生产队长那特别的腔调往往成了让大家开心的引子。生产队长喊骂完了，大家便都扛上自己的农具一路说笑着去地里。下午收工后，男人们又端着碗三三两两地汇集到东边井儿。那时候的人，没有虚荣，没有攀比，没有人认为自家的饭清汤寡水难以示众。夏日的午后，光着膀子的男人们在东边井儿围坐在一起，呼哧呼哧地吃着饭，大声地聊着天，谁翻地时见到了一条蛇；谁追到了一只兔子，追兔子时跑丢了一只鞋··· ···说到可笑处，人们便“轰”地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在那时，人们终年闻不到一点荤味，如果谁家来了亲戚，他的碗里便会飘着客人吃剩下的肉片或白面之类的东西，大家便会开着玩笑抢过来你一口我一口地尝尝鲜，而被抢者，也总是憨厚地笑骂着，端起别人的碗津津有味地吃起来，那个时候填饱肚子就是最大的快乐。
那时的人们见面打招呼往往是：“今年能接上吗？”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家里的口粮往往接不上，要饿肚子。为了填饱肚子，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东边井儿也总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夏秋收获后，每天晚上生产队都会派人轮流看护，有一年秋天，轮到村里的狗杵看护。换班时，别人发现他的裤子有点别扭，几个爱搞恶作剧的年轻人上前把他的裤子一拉，解开绑裤腿的绳子，黄豆便撒了一地。第二天这几个年轻人把前一天查出的黄豆装到布袋子里，往狗杵的脖子上一搭，“押”着他到东边井儿，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斗。经过那次事件，狗杵的裤子变了，宽宽的裤腰一勒一卷一翻，不用裤腰带，裤腿刚刚没及膝盖，有人问起他的裤子，他便挺挺胸：“裤子要那么长有啥用？像这样又省布，又凉快。”所以后来人们就都叫他“二裤伯”。噢，对了，现在夏天，满大街的姑娘们穿着七分裤飘来飘去。我常想，是不是“二裤伯”开了短裤潮流的先河呢？
在东边井儿吃饭的人群里，吃得速度最快的，要属锁杵了。锁杵，生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人也憨厚。人们都为他担心，因为他家穷，又生得高大，吃得多，人们担心他吃不饱。关于锁杵饭量大，村里人是从他家里知道的，锁杵妈年轻时为了全家能吃饱，挖野菜时摔断了两条腿，所以，许多年来每年她生日时，全家人总要给她包顿饺子，可锁杵吃得多，一顿饺子只够他一个人吃。后来，一家人商量每年包饺子时先蒸一笼野菜疙瘩，并向全家人宣布，谁能吃完两大碗野菜疙瘩，谁就能先吃两大碗饺子。这时，往往都是锁杵拿碗抢到前面，而吃完两大碗野菜疙瘩之后，他也只能吃下几个饺子了。用这个办法，家里每人都能吃上几个饺子了。除了吃饺子这天，锁杵便端着一大海碗飘着几根野菜的玉米面糊糊，大老远地来到东边井儿，往边儿上一蹲，嘴顺着碗边儿“哧”地转一圈儿，一大海碗的糊糊，三圈转下来便转个精光。而锁杵在吃完之后，也不说话，站起来看看大家，便拿着碗往后一背手，晃悠着回家去了。再往后，人们的日子好点了，吃饭时，锁杵的胳膊上也多了六个窝头，像以前一样，锁杵吃饭时，还是大老远地从家里来到东边井儿，只是先一口一口地吃起窝头，然后再转三圈儿喝面糊糊，“哧”的声音也比先前大了许多。回家时的胸脯也比先前挺了许多，而且走时还给大家笑着打声招呼。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年代，尽管因饥饿结束了好些人的生命，但活着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一直都是乐观和满足。
东边井儿，不单是男人们的天下，很多时候，更是女人们爱去的地方。闲了，人们爱去东边井儿，谁家有事了，人们也爱去东边井儿。谁家丢东西了，家里的婆娘便会去东边井儿喊一顿骂一通。这时，村里的人便会围成一堆，最后，往往是村里的长者站出来，分析分析情况，讲讲道理，听着的人也都相互看看小声地分析着，过不了多长时间，丢的东西便会悄悄地“回”到自家院里。谁家婆媳吵架了，也会互相拉着到东边井儿，让大家评评理。村西头的二凤婆婆病，让二凤去买点儿药。二凤推说自个妈也病了要回娘家，婆婆说她几句，她便大嚷起来。婆婆气不过，便拉她到东边井儿去说理。婆婆说，十几年来给她照看孩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二凤却说，婆婆耍了孙子十几年，别人家的孩子谁让你耍？这个账该算清了。听到这儿，大家都为婆婆愤愤不平。这时，又是村里长者站出来，给婆媳俩评理，几句话说得二凤满脸通红地低下了头，说得大家心服口服，说和了婆媳俩的关系。东边井儿，每天都会上演家长里短的故事，而我们这些孩子，便在故事中学会了做人的道理。
在东边井儿以北三四米的地方，有一块大石头，平平的石面上有坑坑，有道道。人们说，那是村里的老太太们的“谈话记录”。每天，当男人们都上工了，媳妇们都收拾家做饭的时候，村里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们便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到东边井儿，张家长李家短地唠叼起来，说得最多的，便是自家的女儿和媳妇儿。张家太太说，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谁说的，我家的闺女上个月给我做了件衣服，的确良的，昨天又给我买了包糖··· ···说一句，便在石头上画一道；李家老太太说，要我说啊，我家媳妇真不是东西，前几天刚给她妈送了一兜鸡蛋，今天又给她妈做了双鞋··· ···说一句,便拿拐杖在石头上点一下，日子长了，石头上便一半儿是坑，一半儿是道，谁家的女儿买的衣服好，谁家的媳妇拿的鸡蛋多，村子里的人也都清清楚楚了。
日子久了，东边井儿需要修一修了，村里的人又聚到东边井儿上，谁家出钱、谁家出力都商量好了，但更重要的是要选出一位耿直、负责的人来做护井人员。经过反复协商，大家把目光都聚集到了“皮娃伯”身上。皮娃伯的耿直、认真、负责是村里人公认的。在收钱时，每家都是早就准备好了交到皮娃伯手上，但到了记娃家里，他死活就是不掏，皮娃伯也不气，不交转身就走。隔了几天，记娃的女儿去挑水，皮娃伯远远看见就跟了上去，看着她把两桶水都绞上来，便走近问：“你是记娃的女儿吧？”她点头，皮娃伯二话不说，提起水桶“哗、哗”把水都倒进了井里，记娃的女儿哭着回家了。不一会儿，记娃拿着该交的钱给皮娃伯送来了。但皮娃伯就是不接，直到第二天记娃在东边井儿当着全村人的面儿做了检讨，皮娃伯才接下了他的钱。
自打皮娃伯看护东边井儿后，就像看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井绳松了，他马上就会拿东西缠紧；哪块儿砖破了，他也是赶紧拿块新砖补好。就连偶尔到井边扔石头、玩泥巴的娃娃们，也被皮娃伯瞪着眼睛吼得一哄而散。别人也都受着影响，无论是谁家的人挑完水，都会默默地收拾干净，就像是自己家的一样，亲切、小心地呵护着。
后来，我长大了，走出了村子，离开了东边井儿，到外面上学了，东边井儿的人和事，慢慢地离我远了。再后来，我知道，皮娃伯去世了，但东边井儿还是那么干净。再后来，村子里的人日子都好起来了，人们每天都忙着过更好的生活，家家户户也都用上了自来水。东边井儿也该退居二线了，村里的人就找来一块干净的大石头，盖在了井口儿上。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去那儿回忆过去的故事，只是我每次回到村里，总要去东边井儿上坐一坐，想想小时候淳朴的乡土人情。双亲亡故后，我回村里的次数就更少了，有时甚至两三年才回去一次。每次回村，我都要一个人到那熟悉的东边井儿上坐一坐，低着头想想多年来在外奔波的人世沧桑，独自咂摸背井离乡的意蕴··· ···
（李博摘自《山西日报》2003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