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稼生
楼外秋风很紧，雨点进溅到窗台上，把那个绿色塑料套皮的购粮本打湿了，立刻加深了色泽，绿得闪亮。我盯住它，痴痴地望着天空··· ···
我家的粮本，和亿万家庭的粮本一样，原来也是红色套皮。因为在1979年进城前夕，那个红色套皮留在山中了，进城后我们又弄到了这个绿色套皮。在买粮的长蛇队中，我家的粮本就显得与众不同。
我被“改正”以后，曾陪我在山中劳动的妻子儿女却又托了我的福，从一个遥远的深山林场，和我一起搬进了这座高楼。往事不必再去思量，只是在冷雨敲窗的时候，我就陷入不能自拔的沉思。
记得是山中秋末的一天，下着冷雨，一个喘着粗气的女人进来了。这是一位哑妇人，她患有哮喘病，常年气喘，脸上的肌肉都松弛下来了。
她家是我家的惟一邻居，我家也是她家的惟一邻居。她家是夫妇两人和一双儿女，我家也是。她家受生产队之命在山中种粮，我家受林场之命在山中种树。她家吃粮靠记工本，我家吃粮靠购粮本。
山中人不尚种菜。我家从城里带来了各色菜种，菜圃侍弄得青翠嫩白。哑妇人常来观光，我们自然也不让她空手而归。但有时在我们拱手相赠之后，她又伸手自摘一些。为此，妻子看不起她。我说：“她能当面伸出爱慕之手，这是对我们的劳动之嘉奖，我们应该高兴啊！”妻子点头称是。一次，我把女儿的一件旧罩衣拿给哑妇人，打手语说给她女儿英英穿。妻子看见便上前夺回，换一件新罩衣硬塞给哑妇人，并冲着我说：“你常说助人为乐，那件旧罩衣很不结实，人家穿一水就废了，你乐意吗？“幸亏哑妇人是聋子，不然我就无地自容了。
哑妇人是我家的常客，每次来自有叙不完的家常。她一边喘气，一边飞快地伸出四个指头挥动手中的镰刀做割草状，脸憋得通红，用食指划脸做羞状。她是说：“生产队派我喂驴，每天是记四分。我若是把驴喂瘦了，就对不起生产队。”接着她又使劲挥挥镰刀，是说：“所以我要冒雨割草！”她喘着笑着庆祝她每天多得四分。当时我就想：我自己虽然号称劳动改造，但还不具备她这种带病冒雨割草的品德。
我家茅屋简陋，但来自城市的整洁，足以使她自惭形秽而不便就坐。我捧过一杯开水，她双手接住，但又马上放下，慌张自搜全身。她终于从内襟衣兜里摸出了一个小本子，才“哦哈哦哈”笑个没完。这是个记工本，她庆幸它没被淋湿。她一页一页翻着让我看，很得意。农村的文盲，大都认识记工本上自己的名字和数字。
她丈夫患有“倒睫”病，用布条紧勒前额，把松下来的眼皮提上去，两眼艰难地挣扎着，低下头来终日拉粪换工分。哑妇人知道全家的性命都拴在工分上，连八岁的女儿英英每天都被打发上山割草。女儿把草背到家，她从厨房跑出来，搓着面手，呼噜呼噜亲自去交草。记工员称草，她盯住秤星看高低，呼噜也暂时停止，称完了，她捧过记工本不撒手，放在记工员的笔尖下，填上数字，合上，揣进内襟衣兜里。
英英一直没有一条成形的裤子，我妻子把儿子的半旧西式短裤送给她。
乡下人的裤子没有兜，而这条裤子竟有三个兜，屁股上的那个兜还有盖有扣。英英喜爱得睡觉也舍不得脱下，梦里说：“城里来的姨姨真好！”谁知，到了吃早饭的时候，英英哭着跑来，哑妇人在后面紧追，气势汹汹喘做一团，看来非把英英打死不可。英英哭着说：“妈打我不亏呀！”哑妇人的丈夫和儿子也赶来了，含泪叙述原委——为节省衣服，哑妇人不准孩子和衣睡觉。她做好早饭之后，看着这条昨夜被英英滚搓得皱巴巴的西式短裤，万般惋惜，于是就顾不上吃饭，拎着它下河去洗。没想到，昨夜英英对裤子上那个有盖有扣的兜子发生了兴趣，心想：妈妈的那个记工本装进这里边可算是最保险的了。于是她就从哑妇人脱下的大襟褂子里把记工本掏出来，转移到有盖有扣的裤兜里。哑妇人压根不知道夜间女儿会有此番经营，盛怒之下就搓洗开了。及至发觉，已成一团纸泥。
妻子也不禁抱怨英英：“傻闺女，你拿你妈妈的记工本干啥？”
英英又羞又悔，瞧一眼父亲掌心里托着的纸泥，就一屁股坐在地上，用小巴掌扇打起自己的脸来：“怨我呀！姨姨··· ···”这时哑妇人也开始后悔打了女儿，又自愧搓洗时没有检查裤兜，也就左右开弓打起自己来。四只巴掌“啪啪”响，吓得大家不知所措。我儿子“扑通”一声跪在哑妇人和英英面前，哀哀求告：“姨姨呀，英妹子呀，你们别打自己，打我吧，都怨我那裤子啊！”
终于安静下来了。大家或出声，或无声，或淌泪··· ···
半夜过了，有人敲门。是哑妇人的丈夫。他进屋来，立着让坐不坐，说：“她哑姨一天都没吃饭，只是哭。”他把纸团托到我面前说：“就为这个。”我穿好衣服，接过纸团，高一脚低一脚，瞎摸三里山路，来到生产队记工员家，陈述原由。记工员查了底册，补发了记工本。我回来把新的记工本交给哑妇人，她饿软了的身子一下子直了起来欣喜地翻看，看着看着，又掩面哭泣，像是看到失散的亲人生还了。女人哭泣最是伤心，而哑女人哭泣，更是惨不忍听。
打那以后，我家的两个孩子总在熄灯以后，悄悄褪掉裤头；夜间有事点灯，灯影里，他们羞怯地扭曲着身子，还说梦话：“睡觉穿裤子浪费，英英挨打··· ···”每到黄昏，他们惶惶不安，耳朵也格外灵敏。儿子说：“听，英英哭哩！”女儿说：“嗯，我也听见了。”于是兄妹俩到她哑姨家去了。一会儿回来说：“妈，爸，英英没哭，正在帮哑姨烧火做饭哩，是我们听错了。”
1957年以后，我能和一个城市姑娘即今天我的妻子结婚，也算是奇迹。我们这个风雨之家飘泊到深山，全家和双方老人每人的生活费月平均不到七块钱。我们之所以能度过困难的日月，那是爱神把我们的钱分配得合理合情的缘故。但爱神也不能包揽万事，难免眼睁睁看着我们拮据尴尬。那年秋凉的时候，妻子打算把我的一件旧棉袄改一改给儿子穿，可一经拆洗，便成一堆败絮。妻子后悔得不会说话，我心疼得几乎落泪，儿子无声地立我膝下。
要别拆洗，原封补补，我还能对付一冬。这一洗却弄巧成拙！我惜物心切，失去控制，竟冲着妻子说：“你真会过日子？！”
妻子哭了，哭了一天，哭到半夜··· ···
她要回娘家，我劝说不住。不祥之感令我支使儿子随她而去。儿子含泪回头说：“爸，都怪我穿衣裳太费。”
女儿也陪着她妈去了。
茅屋空荡，我心战栗。
未及入夜我就闭门登床。朔风自窗入，孤影对四壁，半生坎坷，桩桩往事，不用追寻，悉现眼前；展望未来，好景渺茫。我向悬崖跑去——
“住啊！”哑妇人的丈夫死命拽住我。命运安排这个遇合惊天动地，似有神助。
半夜，哑妇人护送妻子和儿女回到茅屋。妻子说：“是她哑姨把俺娘儿三人截回了她家。”
我低着头说：“··· ···我脾气不好。”
哑妇人一脸惆怅，看看妻子看看我。后来，她拉着我俩并肩坐在床边，双脚悬空，又伸手脱去妻子的鞋，扶她拥衾坐定。
终于有了言语。妻子说：“她哑姨待我们如此好，看来她是不知道我们的身份的。”我说：“她虽然是天生的聋子，但她能用眼睛区分好坏。”妻子说：“今天我算是把她哑姨家的旮旮旯旯都看了，全是一堆垃圾。比较起来，我们每月二十几元的工资也不算薄。”我说：“况且我们的那购粮本每月都是定数，旱涝保收；他们的那工分遇上水旱冰雹，则一文不值。”
那场小风波过后，哑妇人每晚必来，默默坐在床沿，掖掖被边，用一种复杂的微笑，似在叮嘱我们：“过好日子啊··· ···”此后我们不是跳出了悲苦，而是不觉悲苦了。我们夫妻抡起䦆（jué）头和山民一道齐心栽树养竹，八年以后，蓬蒿弥漫的高寒山巅都变成了挺拔的泡桐，莽莽苍苍，很是惹眼，哑妇人一见我们就笑着伸大拇指。高寒地带不宜泡桐生长却生长了，这是哑妇人一家的生命方式对我们的教化。
1979年，我面前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在我面前，转折了。
暗夜林涛撼窗，我们两家在千百个冬夜里，偎火说家常，而不觉寒冷不觉夜长。命运真是一个神，它安排得真好。试想，若没有哑妇人一家事先在山中等候我们，我们这二十二年怎样熬？想起来叫人后怕呀！亲爱的哑妇人，生生世世感谢您！
出山前，为了安慰哑妇人全家（也是安慰我们全家），我们把他们全家接来。哑妇人惊诧地看着（也帮着）我们收拾行装，根本没有分享到我们的快乐——因为她压根不知道我们为何进山又为何出山，无论用什么手势也比画不出我们头顶上的那个没有形状的劳什子。
应该给哑妇人留个纪念物，从衣服鞋袜到日用品，连赠了十几样，她都不要。末了，儿子向妈妈附耳，说他哑姨想要一个塑料套皮套住记工本。这东西在城市简直弯腰可拾，可在这山里却是难住人了。
儿子狡黠地说：“有哇！”说着就把早已握在手中的购粮本举起来。啊，那红色塑料套皮牵动了哑妇人的目光，她的头高高地抬起来了。
我一时似乎还有点不舍，但还没来得及犹豫，儿子便说：“咱进城住上高楼，不怕风不怕雨，还是把它留给俺哑姨吧！”
大家动手，把红色套皮从我家的粮本上取下来，端端正正套在哑妇人家的记工本上。我们两家八口人神色肃穆，如行大典。记工本套上了红色套皮，托在我的掌心上，立刻显示出它的分量：有了它，亿万家庭的购粮本上的数字才成为真实的粮食。粮本和记工本是血缘关系，没有记工本，哪有购粮本？为“革命”停产的年代，是它，维系住中国农民的忠诚，为“革命”种田，撑起万千人的豪言壮语。
购粮本和记工本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产物在特殊年代，有缘深山为邻，也是幸遇。
（张立俊摘自《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