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鸣
赴伊朗前夕，我被告知：去伊朗要穿风衣、戴头巾。我有些将信将疑：大夏天的，我又是外国人，不穿没关系吧。恰巧苟皓冬先生从厄立特里亚归来，他可算是资深的外交官了，曾常驻多个国家，其中包括伊朗。于是我向他请教，他一脸严肃地说：在他驻伊朗期间，有一位拉美国家的外交官夫人忍受不了当地的习俗，不戴头巾便上了街，结果被革命卫队抓住涂了一脸黑墨。听他这么一说，我立马老实了，特地借了一件黑风衣，找了一块素色头巾，这才坦然上路。
到德黑兰的第一个早晨，我和同事一大早就上街拍照了。这一天是星期五，是伊朗的休息日（星期四、星期五为伊朗的休息日），大街上行人寥寥。但时不时地见到骑摩托车的男子身后，带着一位黑袍包身的女人风驰电掣地驶过，黑袍随风飘舞，别有一番潇洒。我穿着风衣边走边拍，走了大约一里路，就已大汗淋漓、全身湿透了。此前我一直自诩为“奈（耐）温将军”，“五一”脱毛裤、“六一”脱棉毛裤，绝对属于最不怕热的二类，可现在与伊朗妇女比起来，我甘拜下风。那些穿黑袍（无袖，像一块大黑布，但也经过了适当剪裁）的女人，里面仍然是一件长及脚壑的长衫，并且一定是长袖；再加上里面的衬衣，一位妇女至少要套三层衣服，伊斯兰教义的《服饰法》对妇女的着装有严格的规定，服饰上越规范者，表明她对宗教越虔诚。
随着时代的发展，伊朗社会对妇女的着装越来越宽容。过去，对不穿黑袍者要鞭笞74下，现在不穿黑袍者大有人在，许多人把黑袍换成宽大的黑风衣，头戴黑头巾，也有穿其他颜色风衣、戴花头巾的，当然颜色都比较暗。也有一些时髦一点的，穿着合体的风衣，露出明显的腰身。就连伊朗的女副总统埃博特卡尔夫人的装束也不那么传统，她会见我们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副总统阁下穿着黑长袍，但戴的头巾却是墨绿色的，从露出的袖口可知，她穿着豆绿色的长袖衬衫。
伊朗的女孩从十一二岁开始，就要按照伊斯兰教义的规定着装了。中年以上的妇女大都穿黑衣袍或长及脚壑的风衣，但一些十几岁的女孩则比较爱俏，其标志是穿短风衣、牛仔裤。风衣再短，也要盖臀，这是最起码的，我从未见到一位妇女的上衣不盖臀，更没有见到一位妇女不戴头巾。不戴头巾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不论本国妇女还是外国妇女，概不例外。代表团中的一位女士在上飞机时，不觉中头巾脱落了，立即有一位男乘务员走过来对她说：“对不起，你的头巾··· ···”另一位女士回到饭店时刚一钻出车，开车门的饭店服务员就用手指着他自己的头，提醒这位女士戴上头巾。
总之，女人不戴头巾是不可容忍的，似乎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在我们参观德黑兰文化中心时，发现不少女孩子在那里学习，当我们把镜头对准她们时，她们全都下意识地整理一下头巾，把头发包好，不论是十七八岁的大女孩，还是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一概如此。我们在参观文化中心的一个体育馆时，主人说只许女士进入。原来这里有几十个女孩在教练的指导下练习空手道，于是我们几个女士跑进去一通拍照。突然，不知从哪里冲出一个50多岁的妇女，她生气地比画着什么，陪同的一个女孩立即挥手让我们出去。与此同时，陪我们参观的文化中心主任也知道了这件事情，在此后的参观中，他两次提醒我们：空手道的照片不能发表，因为女孩们没有戴头巾。直到我们保证决不会发表那些照片时，主任的脸上才露出笑容。
在飞往基什岛的飞机上，不知何故，飞机迟迟不起飞，机舱内闷热无比，乘客们被热得汗流满面，我们代表团的几位女士热得索性全摘下头巾凉快，尽管看到男乘务员面带愠色，也不管不顾了。坐在我前排的一个伊朗女孩不停地扇着扇子，以不使较重的妆容被汗水冲掉。我静静地观察着，看她会不会热得摘下头巾。热得不行的时候，我看到她将头巾的结解开，手抻着头巾的两个角，使劲地对着扇，但始终没有摘下头巾。在基什岛的一个参观点，室外41℃的高温，一位女士画得过重的眼圈已经变成“熊猫”眼，她不停地用面巾纸擦着汗，但也没有摘下头巾凉快一下。
我真是佩服之至，这些“耐温将军”！她们不折不扣地严守着伊斯兰教义，忠诚地信奉着她们的信仰。除了宗教，还有什么力量让人这么忘我？
俗话说：无商不奸。但在伊朗，我真的见到了有商不奸。在一家艺术品商店，我的同事们把仅有的几块方桌布买光了，我让店员给我拿另一种颜色的桌布，他对我说：“这种不好，不是伊斯法罕生产的。”我恍然大悟，记起来伊朗前，就看到介绍材料上说伊斯法罕的桌布最有名。这位店员的解释，真的让我感动。伊斯兰教明确规定买卖要公平，反对商业中的欺诈行为：“你们不要以欺诈的手段侵占别人的财产，除非是双方自愿的交易。”其实如果他不告诉我商品的产地，也不能说他奸，因为毕竟是我要买的，他也并没有向我推销，我买他卖，公平合理。可他却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宁可自己丢了一笔买卖。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我觉得他的行为不仅表明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的店是个有信誉的商店，更表明他的国家是一个诚信的国家。他为他的国家争了光。
在基什岛，我和同事乘出租车到海边拍照，下午时，我们问司机多少钱，结果由于语言不通，说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我拿出一张5000里亚尔的钞票，递到司机面前问：“OK？”他回答：“OK。”我和同事大笑着下了车，边走边说：“闹了半天他还是懂一点英语呀！为什么他开始就不说英语呢，他不会坑我们吧？”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问了一位陪同我们参观的当地人，他了解了我们乘车的起点和终点后说：“差不多。”看来是我们多心了。由于在国内经常挨宰，因此我们的防范心理特别强，“防人之心不可无”成了我们的信条，对陌生人没有任何信任感，然而在伊朗却不是这样。
一天，我走进一家艺术品商店，店里只有一位店员，他给我拿出一摞桌布，让我挑选，但我对花型都不满意。于是，他让我等一下，他到楼上去拿新的。这时，店里只有我一个人，柜台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工艺品，伸手可及。我想，他为什么放心地上楼，难道他不怕我把柜台上的东西装入我的背包？他为什么信任我？一旦被人信任，我反而不自在起来。我可悲地发现，我已经适应了不被别人信任，适应了被人怀疑，把不正常当正常。现如今国内的商店里大都设有自选的购物区，售货员往往不是帮助顾客选购商品，而是像防贼一样紧紧盯着顾客，如果你不修边幅，那就更糟，会被当成重点防范的对象；购物还不能匆忙，否则就有几双眼睛同时聚焦在你身上，把你当成随时准备逃之天夭的贼。我在位于国际展览中心旁边的家乐福超市购物时，两次因为购买牙膏被收银员小姐打开牙膏盒检查，看里面是否偷偷塞了什么东西。当第二次被检查时，我终于忍无可忍，找到一个女主管，问她超市到底有没有购牙膏一定要开盒检查的规定，对方随口说“有”，我让她出示文字的东西，她说给我去找，但一去不返，让我等了20分钟。时间赔不起，无奈只得愤愤离去。
而在异国他乡，我感到了信任，受到了尊重，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伊斯兰教义规定，对偷窃者的惩罚是“割掉窃贼的手”，刑罚相当重。在德黑兰，我遇到一位来自南京的贺先生，他在伊朗做摩托车生意，他告诉我：“伊朗没有小偷。”这使我想起我在巴扎（伊朗的大集市）参观时，忘了拉上背包拉链，在市场摩肩接踵的人流中挤了一个小时，但包里的护照、美元一样也没少。因此我相信贺先生的话是真的，伊朗人不偷别人的东西，也不怀疑别人偷他的东西，他们对人充满真诚和信任。于是，我在这家艺术品店买了原本打算买的双倍商品，以回报这种信任。
由此我想到，人是需要用道德的力量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而道德的力量来自信仰。伊朗98.9%的民众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伊斯兰教义中有许多引人向善的条文，这无疑对伊朗社会的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亚玲摘自《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