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建国
二十几年前，六爷是我故乡的一名车把式，他赶的是牛车。在农村，不是每个男劳力都能摆弄得了牲口的。那时还是大集体，全村就一个牲口棚，四五辆马车和牛车。其中有一头大黄牛，劲大性子烈，换了几个车把式都降服不了，最后它栽在了六爷的手底下。六爷对牲口并不是猛鞭抽，而是经常为它们洗刷抚模，不管听懂听不懂还经常跟它们说说话。六爷有四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却叫小五，他的意思是那只大黄牛就是小四，人和牛一同排起序来，可见这头牛在六爷心里是多么重的一块肉。
六爷的性子和大黄牛相反，很温和，很随人。在家里，他对六奶和四个孩子轻声轻语；在外边，对别人他也是迁就随和，宽容大度。六爷的理论是：男人在家大呼小叫骂老婆打孩子，说明在外边混得没人样，只好回家来泄火发脾气；男人在外边吹嘘张狂只能一时，不能一世，谁有多大能耐，在大伙心里明镜似的摆着呢，只是没人拥捧的人，才去做“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丑事。
作为一名车把式，六爷整天围着大黄牛和农活转，春耘夏耕，冬犁秋收，忙得一个人跟两个人似的。六爷在我们这些孩子眼中最威武的时期有两个:一个是麦收时他站在小山一样的牛车上，一手拉着缰绳，一手扬着那根长鞭，双眼略眯而有光，就像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又如一个驾船远航的舵手；另一个是秋后犁地时节，地瓜全收完了；六爷和其他车把式按村里的分工，一块地一块地犁。因那时收获归集体，每家只能分到一点很少的粮食，所以刨地瓜时人们的责任心不强，常会落一些地瓜在土里。六爷“吁——驾，吁——驾”地指挥着大黄牛，犁深深地嵌入地里，形成一道黑褐色的土浪。六爷一边犁地，一边弯下腰，把犁出的地瓜放进犁把上集体的大袋子里。而我们这些孩子，则跟在六爷的后面，把他没有发现的小地瓜捡起来，放进各自的柳条小筐里。其他的几个车把式都很偏心，总让自己的子女紧跟在自己的身后，故意疏漏一些大地瓜，以此来占集体的便宜。但六爷从不这样做，他让自己的子女和其他几个孩子轮流跟在身后，即使他的子女皱眉吸嘴也仍然如此，并且把能看到的地瓜都毫不犹豫地捡起来，放进集体的那个大袋子里。
六爷在我们这些孩子眼中惟一的缺点就是和四奶好。六爷和四奶并不是一家，六爷在他们的大家庭里排行老六，四奶的丈夫在另一大家庭里排行老四，可六爷的年龄比四奶还要大几岁。在我们那个村庄，骂人最狠的话就是说谁不是个人，是牲口。比如某位村干部凭权力勾搭上哪个小媳妇大姑娘了，人们会在背后指指点点骂他“空披了一张人皮”。六爷和四奶相好的事，我们满村的人都知道，其中还包括六爷的媳妇六奶。但奇怪的是，大人们从不在背后咒骂六爷和四奶，稍有提及时也满是同情和赞许。我和几个小伙伴曾进行过暗中侦察，发现六爷很少到寡居的四奶家去。六爷去得多的地方是四奶家的自留地，不是浇地就是除草，有时还会捎一捆柴草放在四奶家的门口。
六爷因病去世时，他家的子女和四奶家的子女大的已能下田耕种，好日子就到眼前了，可六爷却可可怜怜地去了。他是因心脏病突发死在一块草坡地上的，手里还攥着一把镰刀，身后是一只装了半满的草筐。六爷的去世让满村的人都流了泪，去吊唁的人比村长爹的丧事上的人还多。跪丧的孝子既有六爷的四个子女，还有四奶的三个子女，他们都悲痛欲绝，泪流满面。
上世纪80年代实行土地承包制后，六爷的二儿子承包了那块墓地。六奶常到六爷的坟前坐坐，四奶也常到六爷的坟前坐坐，她们的子女也常到六爷的坟前坐坐。六爷坟头的纸钱按时放着，坟包之上干干净净没有一棵野草，就像用布覆盖住一样。
（刘忠摘自《泰山晨刊》2003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