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兵 孙 漪 李晓晓
世界各地的华人大多倾向于居住在一个地区，无论在美洲、欧洲、澳洲大陆或东南亚各国，华人比其他任何移民海外的少数民族群体，都相对集中地生活、工作在一起。在美国，大约有十几个“中国城”或是“唐人街”，主要分布在东西海岸。
据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字，纽约市及其附近地区的华人人口接近20万人，纽约州的华人人口超过28.4万人，占美国华人总数的17%。旧金山的华人人口为20万人，加州的华人人口为70.48万人，占华人总数的42.8% 。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华人移民社会的重心大都集中在纽约市、旧金山、西雅图和波士顿几个固定的传统移民居住区。自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华人开始向洛杉矶、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和达拉斯以及华盛顿等地分布。就几个华人集中的城市而言，大多数华人采取聚居的方式是在形形色色的“中国城”里生活。
华侨因唐朝兴盛，喜欢自称唐人，而称其聚居地为“唐人街”。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它就不是街而是区了，但老华侨和新移民还是习惯于把整个华人居住的地区称为“唐人街”。如今也有不少华人根据英文“Chinatown”之意，称之为“中国城”或“华埠”。
“唐人街”是美国制度的特殊产物。早期移民是从中国港口招的矿工和修筑铁路的工人，他们打算挣点钱早日衣锦还乡，并没想在美国定居。但由于受到残酷的剥削，也由于受到白种工人的歧视，实际上没有几个人能成功地达到这个目的。华人为了逃避加利福尼亚对华人的迫害，跑到了纽约等地。由于这些人多年辛勤劳动的血汗并没有换到黄金可带回家去，而且他们在美国西海岸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和白人社会的恐吓，使东海岸的中国人再也不敢冒险到狐立无援的陌生地方去挣钱。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消了《排华法案》，通过了《战时新法案》，“唐人街”仍然是大多数华人移民的居住地。事实上,这些“唐人街”不是由企业家深思熟虑精心策划建造的，而是由美国社会残酷的现实引起的一种适应性反应。这个事实，对“唐人街”后来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自19世纪末期以来，对于成千上万的旅游者和美国公众来说，“唐人街”只不过是最有吸引力的旅游热点之一。除此之外，唐人街只不过是个华人移民聚居的贫民窟，是个华人不属于自己的陌生的世界，是民族头面人物以极低的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延长劳动工时等手段，剥削廉价的移民劳工而发财的地方。
聚居在“唐人街”里的大多数华人，不可能在这个陌生的国家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但许多中国移民却认为，“唐人街”是他们能用自己的语言讲话的地方，是能分担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思乡之情的地方。“唐人街”不只是美国境内的外国村落，实际上是美国社会中的特殊现象。
我们知道，美国“唐人街”的形成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外部因素。由于在美华人长期以来受到美国排华和隔离政策的打击，更加之种族歧视和压迫，迫使大多数华人集中居住在一个地区，求得保护和生存。但是长期的种族隔离造成了华人社会与主流社会的脱节。华人社会的孤立使华人社会中的个人之间的联系具有一种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传统的内涵，而且这种内涵得以固定化。这种在华人群体中建立起来的“向心力”，有相当强度的“排他性”，且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中具有负面作用。它使不少华人认为：美国社会是由各种种族集团组成的。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一种概念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中结构性的歧视。
“唐人街”是种族隔离的一种形式，它代表着中国移民适应美国社会的一种特定方式。然而它并非与外界完全隔离。最早的“唐人街”是华人在美国面临的结构障碍、法律障碍和文化障碍的直接产物，它满足了华人临时侨居生活的需要。而早期中国移民赴美暂居的观念和告老还乡的观念，束缚了这个社区的发展，妨碍了他们融入美国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唐人街”发生了质变：从一个由单身汉构成的社区，变成为由家庭组成的社区。自1965年以后，“唐人街”的经济结构才从一个自给自足的接近崩溃的低档经济，转变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完美的民族聚集区经济。
现今不少华人史学家承认：美国华人的传统领导阶层，在反对排华政策的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是有错误的。当白人种族主义分子迫使华人退出各大城市的“唐人街”时，“华埠”传统的商人领导阶层采取了一种“围城策略”。美国华人历史学家陈依范明确指出：这种传统主义恰恰给了种族主义以可乘之机。他们指责华人排斥异己，不能同化，与众不同，不愿与外界接触和“不可理解”。种族主义者还以这些借口来证明驱除华人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在这种围城情况下，华人领导应该采取一种百折不挠的“突围”策略——从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使华人突破“唐人街”的局限，冲出“贫民根据地”，而同美国主流社会接轨。但是传统领导层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只能闭关自守。
如今，“唐人街”正作为一条重要渠道，把现代文化和现代愿望输送进由乡亲感情和家庭责任维系的古老社区，在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繁荣的景象。现在这个社区正在扩大，它已超出了传统的边界，把青春活力带到了老“唐人街”外面的地区。日复一日，“唐人街”以自己的节奏和韵律，靠自己内在的生命力，不断发展前进。“唐人街”存在着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民族文化——勤劳的民族特性。坚持不懈的意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家庭的责任感，这一切都有助于华人实现他们的美国梦。经历了多年的反抗、排外和奋斗，如今的“唐人街”在变迁，怀着希望和激情，一种新的自信心在增长。因此，今天这繁荣兴旺、充满活力的“唐人街”，是过去老的“唐人街”所无法比拟的。
“唐人街”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拥有一个独特的劳务市场。这个劳务市场支撑着民族企业，并帮助民族企业更成功地在外界的大经济体系中进行竞争。高度分化的民族市场为投身这个市场的移民提供机会，通过民族聚集区的经济发展，移民成功地融入到当地社会中。“唐人街”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特定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亲属网络，还有种种受感情、信任、承诺和其他文化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约束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构成该民族特有的一大笔社会资本。在“唐人街”，虽然物质资源和人才资本都十分有限，但是，只要有了这种社会资本，其群体成员就有了进行竞争的武器，可以为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斗争。
如果说，“唐人街”曾经是华人在美国甚至世界各地集中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那么，今天的华人移民，尤其是新一代的留学生，则已经只把“唐人街”当做一种思乡怀旧聚餐的地方了。不少华人社会的有识之士号召：“走出唐人街。”经过60年或是几代人的努力，今天的华人与美国社会其他少数族裔一样，在法律上拥有与白人同等的受教育、就业、社会福利等权利。然而，对于华人来说，真正的“平等”还没有实现。这其中既有美国社会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华人本身的缺陷所造成的问题。如何在这块土地上拥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如何置身于美国并成为其主流社会的一部分，如何面对不同的文化，如何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 ···这些都是美国华人在21世纪初常常谈论的话题。
（李 明摘自《美国华人：从历史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