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宁
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午后，我刚把写有“初一年级第一名’的奖状贴到墙上，母亲便急三火四地跑了进来，说：“小安，宽爷来了。过一会儿，别哑巴似的一声不吭，嘴巴甜点，开学后你就不用愁学费了！”
正迷惑着，就见一个穿中山装的五十来岁的男人，谈笑风生地大步走进院子。刚到门口，便眯着眼停下——我知道他是被那鲜艳夺目的奖状给迷住了。母亲在一旁沏茶倒水，还补充说明：“宽爷，俺家小安聪明得很，从小就没断过奖状。”说完又不断冲我使眼色，我极不情愿的低声叫了声“宽爷”。他听见了，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说：“小安加油，考上大学给村里争口气！”那个下午母亲说了一大堆好话，最后宽爷和蔼可亲地走到我跟前，变戏法一样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200元钱，不由分说塞到我衣兜里。
这以后，我断断续续地从母亲那里听说了宽爷的很多事情，他原来是乡里的医生，医术高明且乐善好施。农村人的内心在困顿的煎熬里，总会多多少少地变得小气而自私。逢年过节，许多人不辞辛苦地一趟趟往他那里跑，请财神似的硬拉了他去家里吃饭。家里有小孩的，则会提前把他们驯化得伶牙俐齿巧舌如簧。往往是他还没坐定，小孩便扑上来“宽爷宽爷”地叫，而后兴奋地紧盯着他的口袋。这样有些“厚颜无耻”的讨钱方式，总是让我替村人羞愧难当。他却好像从来不计较，依旧心甘情愿地分发着他的压岁钱。
可惜，不管母亲如何醍醐灌顶地对我谆谆教导，不管他不请自来地往我们家跑多少趟，甚至频繁得让一些人两眼发红，我都依然不能说服自己喜欢上这个风光无限的“宽爷”。我只是一如既往地冷淡地听着他的嘘寒问暖，接受着他对我学习成绩的严格检查，不屑一顾用这些成绩换来的“口袋里的奖赏”。
一墙之隔的邻院里，几乎每天都会有牌局。假期闲得无聊时，我便会跑去看那些“混混“们胡吹乱侃。一次，宽爷的一个近亲输了钱，气得骂骂咧咧。旁边有人说：“找宽爷借钱去啊，又不用还，不借白不借。”这一提醒反倒火上浇了油，他不管不顾地嚷嚷开了：“你也不看看他送钱的人家，哪个不是有个考学有望的孩子在那儿押着！说穿了，他比谁都财迷心窍、阴险狡猾。将来咱村的孩子考上大学飞黄腾达了，敢忘了他？他口袋里那个厚厚的“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谁欠了他的钱，能干干净净地逃掉吗？！”
这些话像是一道闪电，一下子擦亮了村人的眼睛。那晚人们陆陆续续散去的时候，这赤裸裸的真相也像瘟疫一样，迅速地传到全村的每一个角落。
以后宽爷再来时，便没有昔日夹道欢迎的人群了。有不懂事的小孩脆生生地叫“宽爷”，他还没来得及答应，旁边做母亲的便扭身狠命地打孩子的屁股，边打边把尖酸刻薄的话丢过来：“你以为嘴巴甜，便能捞着不花钱的馅饼吃了？”有时候，他远远地看到往日和他称兄道弟的村人，将笑脸和招呼先热乎乎地送过去，却总是遭到愤愤的白眼和转身朝向他的脊背。而我那大吃一惊的母亲，在终于忆起了他时不时掏出来写些什么的“账本”之后，再也不在他为我捎来的营养品和救济金面前，千恩万谢地说一大堆好话了。她只是任那些钱在他伸出来的手里尴尬地晾着，至多冷淡地冲我说一句：“接着吧，别忘了以后挣钱如数还给宽爷就是了。”
终于开始慢慢地习惯了他安静地来去，习惯了村里人近乎残酷的冷漠和高傲，习惯了心安理得地接受他需要我在将来加倍偿还的资助。我也终于在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开始释然：其实他哪有什么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那个暑假，我心平气和地去拜访他。坐在简陋的屋子里，谈到兴头上，他突然说：“给你看看我的记事本吧。”原来对那个需要我加倍还上的天文数字做好准备的心，在那一刻还是针扎了似的一紧。
那是一本很厚的笔记。我一页页地往后翻，很详细很清晰地记录着我的第一次百分、第一次全校冠军、第一次得奖学金，他一字不落地抄下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还有和我一样幸运地走出去的孩子的往昔··· ···
我无地自容！为自己，也为村人。而他却一如既往地在一旁谈笑风生，说：“一个人呆烦了，拿出这些东西翻翻便会欣慰，想这一辈子总算没白活，可以看到这么多自己帮助过的小孩，一点点地进步长大，远离贫穷··· ···”
十几年失去老伴又被人误解的孤独岁月，他原来是在这些“爱的记录”中，心满意足地一步步走过来的啊。
（翁元林摘自《辽宁青年》2003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