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
这些年，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也不知道是何原因，只要所经过的道路出现惊险，就会想起那些被称为“浙江佬”的人，在高山绝壁上放炮修路的情景。去西藏，去新疆，去云南，去太平洋彼岸的科罗拉多峡谷，去欧洲腹地的阿尔卑斯山脉，只要车辆长时间用低速行驶，小时候的见闻便如期而至。因为修战备公路，“浙江佬”才作为名词出现在乡土老家的日常词汇中。大约是当年修鹰厦铁路练就的本领，“浙江佬”一来到鄂楚东部的大别山区，那些一向以为无法逾越的座座雄关大岭，便乖乖地任其摆布。这条路现在被称为318国道。更年轻的人，根本就不在乎那些咽喉要道是谁修出来的。那时候，在乡土老家，“浙江佬”是一种传说和传奇。许多远离公路而居的人，男的挑上一担劈柴，女的带着几只鸡蛋，说是卖给“浙江佬”换点油盐钱。那些爱看热闹却又没有多余力气的老人，哪怕搜肠刮肚也要想出一门挨着战备公路的亲戚走走。所有人的心思都是一样的，就想看看不怕死的“浙江佬”如何用绳子捆着自己的腰，吊在云雾里，挥着锤柄近一丈长的铁锤，在悬崖绝壁上打眼放炮。在这种传说与传奇的背后，还有一种公论：“浙江佬”太苕了！“苕”字是汉语言鄂楚语系独有的。它有北方语系所说的“傻”的意思，又不全是。从语感上分析，湖北人每每用到“苕”字，相比北方人用“傻”字时，多了一种悲悯的质感。
这种总不肯一去不返的记忆，想要预示的意义，一直让我很难面对。
浸泡在乡情里的人谁个不会敝帚自珍！
在同一块地域上来往的时间太久，不知不觉中就会忽略个体和群体的秉性。直到某月某日某时，因为某人某事的触动，突然觉悟到某些个人生活的某些过程时，已经恍若隔世。今年正月初九晚上，久离鄂楚东部英山县的一群人，在武昌某处聚会。大家一致约定，不许说普通话或流行于鄂楚之都的武汉方言，只能用乡土老家的语言。等到轮番开口说过，不用介绍，每个人在乡土老家的细小位置便能大致判断出来。县里有两条河，沿西村住的人，称母亲为姨的阴平音、并且保持音量略做拖长，父亲称做大；沿东河住的人，将母亲称做丫、父亲称做父。在鄂楚地域，关于父母的称谓，不同县叫法时常不同。与英山隔着一条西河相邻的罗田，叫母亲时也用与西河一带相同的姨，叫父亲时则与英山东河一带的人同样称做父。这两个县在大别山区，出了山，紧靠长江的广济和黄冈两县又有区别。前者将父亲叫做爷，叫母亲时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姨。广济人更有一种奇妙的称谓，未婚的年轻女子被他们叫做妈儿，“妈”字的阳平音加儿化音。这样的称谓，每每让周围那些县里的年轻女子害羞不已，同样的语词，同样的发音，所指的却是女性乳房。后者更奇，母亲被叫做咩，父亲则被叫做伯。民间代代相传，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担心生下来的儿子不好养，万一有前生前世结下的冤家变做鬼魂前来寻仇，好使其分不清人与人之间的嫡亲关系而无从下手。一句称谓透露出内心深处类似黔驴技穷般的无奈。鄂楚地域方言实在太多，每个县有每个县的特殊说法，甚至在同一个县里，一个乡的人听不懂另一个乡的人说什么。一个地域的方言变化太多，会让外来者觉得无所适从。这显然是清王朝派到鄂楚地域的大员张之洞，慨叹“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前因后果之一。
那位叫张之洞的大员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被一代代的人当了真，弄得天下人都以为这块地域上的芸芸众生个个都是人精。乡土老家有句俗话：灵性人从不说别人苕，苕的人从不说别人灵性。诸如此类，当他们说“浙江佬”苕时，难道不是正在暴露自己本性中的苕吗？说到人精，有句在省内长盛不衰的话：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黄陂、孝感、汉川三县，正好围绕着位于武汉北边的汉口、汉阳两大城区。汉口六渡桥或汉正街的居民，被公认为最正宗的武汉人。他们的前两代或三代，大多来自这几个县。那些没有在城内定居下来的人，也逐渐养成了靠城吃城的习惯，做起生意来，一点也不亚于城里的人。按照无商不奸的古训，既然入了生意门，就不应该将此生意人和彼生意人区别对待，在日常的历史中不管是礼遇、还是非礼遇，彼此都应该平起平坐。事实上却不能，这些亦农亦商的人，天生比只会坐店堂的城里人更能吃苦耐劳，不管生意大小、路途远近，只要有赚的就一定肯做，特别是黄陂人，走到哪儿聚在哪儿，硬是在汉语语汇里创出一个相关的歇后语：无陂不成镇，无陂不成市。
记得年幼时夜间乘凉，听大人们反复讲述四个不同地方的人在一起比赛吹牛：河南人先说，河南有座少林寺，离天只有一丈一；随后的陕西人说，陕西有座大雁塔，离天只有八尺八；排在第三的四川人说，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湖北人最后说，湖北有个黄鹤楼，一半伸在天里头。湖北人一说完，独自将别人输的酒肉全吃了。鄂楚地域的人向来乐意别人说自己精明，并且普遍地瞧不起地域上的北方近邻。其实，不用放进更大的环境里比较，就在中南几省，出武胜关往黄河边上走，沿途遇到的那些声声叫着吃大米肚子疼的人才是真人精。想要鄂楚之人承认这一点却很难，哪怕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心里明白得像是点着了灯，嘴里还是说不出来。鄂楚地域上，要水有水，要山有山。水是名水，譬如洪湖、汉水和清江。山是名山，譬如武当山、神农架和大别山。那一年，从西安来的一位朋友站在东湖边大声惊叹，这哪里是湖，分明是大海！没有海，却有许多海一样的浩大湖泊。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样的工夫才是真的了不得。北方近邻用多年泛滥的黄河雕塑出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悲恰，再用水汪汪的眼睛闪烁着干旱至极的无助。鄂楚之人，假如同样擅长承接天地日月之精华，武当山之仙风道骨，神农架之古朴沧桑，大别山之春华秋实，汉水之温文尔雅，清江之纯粹无邪，洪湖之富庶，如此等等，随手选来，哪一种形象都能远远胜过那只强加在头上的“九头鸟”。说不上是不愿意用，还是不会用，到头来，单就外表来看鄂楚地域上，男性普遍缺少特质，女性的遗憾更甚，除少数生长在与外省接壤的山区里的女性，多数女性，或者更直率地说，绝大多数女性都是天生丽质一说的陪衬者。
与外表憨厚的北方近邻相比，生活在鄂楚地域的人，偏爱将仅有的那点精明当成一种得意、一种炫耀，率性地表达在脸上。不知情的人，至今仍在将那条汉正街当成鄂楚地域的脸面。想当年汉正街首开小商品自由贸易自主经营之先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多少地方比照着这里的模样，或者照本宣科，或者发扬光大。春常在，人空瘦。到如今，整条街上生意依然红火，坐在后堂盘算的店老板，大多换成了那些曾经在鄂东大别山区开山辟路的“浙江佬”。并不是本地人亏了血本难以为继，就算是个苕，在汉正街做生意也不会不赚钱。只是赚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觉得够了，在别处买套房子，腾出那些黄金地段的房屋，租给永远也腾不够的”浙江佬“。靠着”浙江佬“的房租，每天邀上三五知己在一起打上四个风的麻将，散局后
再喝一顿靠杯酒，说不上是看破红尘，也没到游戏人生的境界，真正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喜欢这样生活。这样的情形，在鄂楚地域上已到盛行之势。
性情中的鄂楚地域之人，天生喜好先天下之乐而乐。
说鄂楚地域上多是性情中人，还有语言可做佐证。鄂楚方言，语调多为高开高走，即所谓的高腔高调。听上去只有喉音，不像北方人那样让心里的话经过腹腔，回绕一下再说出来，因而总显得尖锐有余，忠厚不足。这一点又以江汉平原和四周丘陵地带的人为最甚。深究其因，也没有别的理由，无非是不愿压抑自己的性情，久而久之自然成了习惯。在真实生活里，鄂楚之人极难做到耐着性子，将一剑封喉的绝招留到最后。只要有了要说的话，哪怕别人正在说，也要插进去，先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这其中，最著名的鄂楚人物，古有西部秭归县的屈原大夫，今有北部郧县的杨献珍、东部添水县的闻一多和蕲春县的胡风教授。别人正在津津乐道，老先生们硬要多嘴多舌，横插一杠子，结果能好得了？性情中人，好则好矣，不好起来一个比一个下场悲惨。最近中部监利县又出了一个颇有相似之处的乡镇干部，抢着说了些乡村现状的大实话。幸运的是时代不同了，性情中人所做的性情之事，开始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宽容。
性情中的鄂楚地域之人，天生善于先天下之忧而忧。
鄂楚地域的东西两端，有两道名菜。一道菜叫懒豆腐。这是宜昌一带的叫法，在恩施一带则称其为“合渣”。顾名思义，这是懒人用懒办法做成的豆腐。它省掉了过滤、点卤、煮沸、冷凝后挤压成形等工序，将泡好的黄豆磨成粗浆，直接放进火锅，加入一些当地出产的时令山菜和腌制的小菜，煮好即可。看上去其貌不扬，吃到嘴里味道鲜极了。另一道菜严格说起来并不叫菜，却在鄂楚东部山区广为流行。无论天热还是天冷，一边做饭做菜，一边将灶里烧剩下的柴火用火钳夹出来，放进一只炉子里。偶尔家里有人生病，也会用这炉子来煎药。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炉子是用做烧吊锅的。炉子被放到桌面上、再将一只黑乎乎的吊锅架上去。吊锅里滚沸着半锅清水和几只翻腾起伏有红有黄的腌辣椒，等到该坐下来的人全部围坐下来，说声吃饭吧，并不是先动筷子夹菜，而是将放在吊锅四周某一碗炒得好好的菜倒进吊锅里。无论什么菜，最终都是一样地倒进吊锅里。各种各样的菜，烩在一起，味道好到无论菜有多少，都会吃个精光。鄂楚之人内心崇尚的正是此类的简单生活，需要像下棋一样的思考并非其长项。得益于地理上的优越，在鄂楚之人的行为里，诸多事情，只要像懒豆腐和吊锅那样，依一时性情随手处置就行。曾经有人建议鄂楚之都武汉，有无市花无所谓，市香是万万少不得的。建议的市香是热干面的芬芳。每天早上，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内、各种写字楼、甚至星级宾馆里，只要有人就一定有吃热干面的地方。在汉语言所波及的地方，从来没有哪个地域会像鄂楚之都武汉那样，假如没有热干面，男女老少宁可将空气和白开水当早点。深究起来，热干面这东西，也是随手之作。同饮一条长江水，往上有四川的担担面，往下有上海的阳春面，当中的热干面，正好取了二者味道的平均值。难怪鄂楚之人爱说，性情中人自有天地垂青。
天生的湖北佬，每逢历史大起大落，总有一些蹊跷的事落在头上。
说句天大地大不着边际的话，如果真有谁能主宰人间命运，那家伙是不是犯糊涂了。因为，相同的赏赐，只要给别处，莫不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
譬如说黄梅戏，乡音乡情浓得用水都化不开，却没有办法在本乡本土活下去，顺风顺水流浪不过几百里，踏上安庆码头后，忽然间江南江北莫不为之倾倒。同样是戏曲，当年演汉剧的罗田弟子余三胜出武胜关北上，一不小心就让深植于北方大地上的京剧变了样。如今的京剧，随处都能听出汉剧的韵味，被抑扬婉转的汉调皮黄等调式丰富过的京剧，唱念中理所当然地带上了许多鄂楚地域的方言。作为京剧母本的汉剧，说气势已尽当然不符合事实。理解她并接受她的人越来越少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诸多省份里，鄂楚之人是乡土观念最淡薄的。别处的人，在本土之外见到本土之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亲密。在乡亲与非乡亲中不做区别的，恐怕除了鄂楚之人再也找不到第二例。黄梅戏走了也就走了，京剧得了汉剧的精华也就得了。当地人似乎也习惯于这样。当时不说回报，尔后更想不起来。
鄂楚之人最可爱的秉性是敢为天下先。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之洞，正是有此基础，才有在鄂楚地域上将国家大事做出个新气象的决心。近代史上著名的汉阳造步枪，近代史上看名的汉阳铁厂，近代史上著名的大冶铜矿，像明珠一样让中华文明的近代史熠熠生辉。著名归著名，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最早为中华民族前程大计发起工业文明启蒙的鄂楚地域，反而离工业文明越来越远。一百多年后，一个叫格里希的德国人，破大荒地当上了鄂楚地域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由此引发的震荡，再次演化为近代中华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体制变革。在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彻底性面前，弄过潮的鄂楚之人。出乎意料地再次退居幕后。心不甘，情却愿。格里希走了，转瞬间。鄂楚之人就从后工业文明的雏形里退了出来，回到自给自足、自娱自乐、将曾经的启蒙置之度外的混沌状态。
在外人看来，这样的事还不足以令其扼腕长叹。那些将学问做得越来越浪漫的人，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是，整体实力在公元前足以称为超级大国的楚国，居然被各方面相对落后的秦国灭了。留下一个天大的疑问：假如当年不是由秦国而是由楚国来统一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会不会更加光彩？
鄂楚之人实在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楚国人本应该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中成为主宰，最终的历史烟云只让它扮演一名优秀的配角。说性格主宰命运，显然无法涵盖其中太多的内容。否则，在楚文化风风光光地沉沦的背景下，历史就会因此而生偏见。事实上，历史对鄂楚地域的垂青十分显而易见。经朝历代，最早从楚国废墟上建立起来封建社会的大厦，面临同样的土崩瓦解。又是鄂楚之人，仅仅发起一场仓促得不能再仓促的武装起义，就超越了北方南方那些经过周密策划的暴动，并宣告了封建社会最后王朝的覆灭。历史就是如此不可思议！在这里，天降大任于斯人已经不能说明具体事件，而应该说成是，天降大任之际，成也性情，败也性情！
每个地域的人格，自有每个地城的生存考验，历经千代万代才形成。鄂楚地域上人格的传承，必然会受到山水地理的移默化。长江浊，汉水清，南风吹来酷暑，北风吹来严冬，四通八达的陆路和水路，长年往来着五花八门的人群。当年的毛泽东，自从离开湖南老家后，鄂楚之都武是其在北京之外住得最多的地方，光是东湖边的一处居所，就光顾了二十六次之多，鄂楚地域上究竟是什么风物让毛泽东情有独钟？天下山水难说鄂楚最好，天下物产难说鄂楚最丰，天下人性难说鄂楚最佳。也许吧，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独往的毛泽东。于孤独中另有一种对内心少有禁忌的性情中人的喜欢。性情中人就像溶化温度为三十七点五摄氏度的纯巧克力，入口就化，其亲和感没有丝毫强加的意思。地理上的鄂楚之地，处在五湖四海的中央、三教九流的涡底。天设地造时，就已经命中注定要为东边的太阳、西边的月亮、北去的鸿鹄、南往的鸥雁们充当中间站。这是最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人家累了，心里想的是能得到五星级的服务。天下只有一个鄂楚，那么多人川流不息地到来，得到好处的没事，感觉没有善待的当然会在继续上路后，将自己的抱怨川流不息地播撒出去。如今的巧克力越来越不可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非巧克力被注人到巧克力里。鄂楚地城上的许多败笔本是外来者留下的，很难想象，旅行者会将沿途产生的物质与精神垃圾，一粒不落地背负到终点，将其抛在鄂楚这块最大的人流聚散地上，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鄂楚之人是由长在可可树上所结果实所制作出来的纯巧克力，鄂楚之人的性情是可可豆中所含的化学物质，只要喜欢，它就会刺激人体释放出使人备觉愉悦的另一种化学物质。思想庞杂意图超越古今指点江山的毛泽东，回到日常当中，愿意同思想清澈的性情中人相处，则是自然而然的事。
鄂楚之人的无意为之，恰好契合了西方人所说的，巧克力应当醇厚，思想应当清激。
鄂楚之人一次次地浪费了历史给予的机遇，历史又一次次地重新赐予他们新的机遇，其中预示着什么，它的神秘性在哪里，恐怕还得让未来证实。
（吕丽妮摘自《今晚报》2003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