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
30年前，农村早工还是很盛行的。
那个深秋的早晨，母亲照例早早地起床，哨子一响，便放下手中的活计，带着准备好的工具冲出门去。
我家是8口之家，当时大哥才14岁了，我刚4岁，都不具备劳动能力。父亲在战争中留下了伤残，母亲便成了家里惟一的全劳力。那种情况下，日子相当艰辛。
这天要做“草泥塘”，就是把杂草与污泥混在一起，通过发酵形成有机肥。那草是前一天刚从河里捞上来的，不起眼的一堆却很沉很沉，壮年汉子担在肩上都感到吃力。母亲从来是拣重活做的，为的是多挣点工分。她没舍得吃早饭，挑了十几担就力不从心，冷汗直流，担子直晃，但仍强忍着，一担也没落下。
男人们终于忍受不住，要求休息。庄上好心的大娘把母亲拉到家里，拿出温热的麸饼，撕下半块塞到母亲手里，硬要她当场吃下。
“大嫂，哨子又响了，我先走啦。”母亲咬了一口，满怀感激地说。路上，她悄悄地把麸饼放到了衣袋里。
其实，复工的哨子并未响。
收工回到家里，疲惫的母亲瘫坐在凳子上，发黄的脸上绽放着笑意。“小六、小五、小四··· ···过来。”母亲一个个地喊着。肚子瘪瘪的我们不情愿地在母亲面前围了个半圈，不知要干什么··· ···
母亲从衣袋里掏出已经凉了的半块麸饼，双手合在一起捂了捂，又用嘴呵着，试图弄热点。见无甚效果，便急不可耐地分起来。大哥最少，我最多。我们欢呼雀跃，争着亲母亲的脸。
麸饼是把麸皮与少量的碎米面掺在一起做成的，圆圆的一块，又黑又粗又涩，现在当然不会吃到了，也不会再想吃了，但在那时却绝对是美味。
“妈妈，你吃吧！”大哥最懂事，首先把饼奉献出来。“我吃过了，你们吃吧。”母亲淡淡地答道。
我们不依不饶，双臂平举着，半真心半撒娇。“你们看，我只给你们半块，还有半块已被我吃了。”母亲唬着脸重复着，又起身做事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兄弟几个都已成家立业，再也不用为衣食而忧愁。然而，当年那半块麸饼让我受用终生。
（杨明杰摘自《读者报》2003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