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正
中国已是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漫延最快、危害最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荒漠化的基本情况一直处于模糊状态。从1994年开始，林业部进行了为期3年的普查，于1997年公布了下列数字：沙漠、戈壁及沙化土地总面积为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6%，近20年来土地沙化速度为年均2460平方公里，每年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但是，根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确定的定义，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应为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3%。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中。
西起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北纬38度），东至科尔沁沙漠南沿（北纬42度，北京稍北），画一条横贯中国版图的线，可称“万里风沙线”。此线以北地区（除东北一部分），分布着世界级的“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基本已荒漠化。“万里风沙线”势力范围内的12个省（区、市），每年有2亿亩农田严重受灾；20亿亩草场的65%因荒漠化而陆续舍弃；数以千计的水库和大量灌渠被埋没；800公里铁路和数千公里公路长年受阻··· ···
占国土总面积1/6的新疆，166万平方公里只有不足10万平方公里是人类可以居住的绿洲。也就是说，有94%的土地是沙漠、荒原或已经严重荒漠化。
甘肃和宁夏，荒漠和荒漠化的土地已占全省（区）总面积的1/3。
据1994年来自沈阳的消息说，东北草原地带的科尔沁沙漠，已经越过内蒙古与辽宁的省区界，正以平均每年近30米的速度向沈阳挺进。
在被称为湿润和半湿润气候地带的河南东北部、河北的唐山、北京和中国最大的两个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周围，也出现了总计2350万亩的荒漠化土地。
人们印象中与沙漠无关的西藏，也传来荒漠化日趋严重的消息。全区荒漠化土地总面积达1860平方公里，相当于现有耕地面积的97.5%，而且集中在比较发达的雅鲁藏布江、年楚河与拉萨河中部流域地区。
连雨量充沛的两广和海南岛，也正沙临城下。
无论中外媒体，都在不停地报道中国防治荒漠化的重大成就。中国政府虽然未能做好，但也相当尽力，并创浩了出一些骄人的业绩：被称为“世界治理荒漠经典”的宁夏中卫县沙坡头，以“草方格沙障”固沙防护林体系护卫了包兰铁路，沙临城下的榆林，以卓有成效的沙地造林遏制了沙漠进逼，并扩大了绿洲等等。在几十年的艰苦实践中，中国总结出了100多项防治荒漠化的成功经验，其中许多技术已居世界领先地位，得到普遍的赞赏与关注。
但是荒漠化趋势不仅未能受到遏制，而且还在继续加重。
这是值得问一个为什么的问题。
最直观的因素是经费不足。全国各省区市已制定的治沙规划，10年治沙1.3511亿亩，经费为122.2亿元。从执行情况来看，除每年1亿元的贴息贷款计划落实较好外，其他资金还很难到位。10年投入122.2亿元，平均每年12.22亿元，这与年均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一次黑风暴直接经济损失6亿元等数字已不太相称。再加上仅1亿元能到位而其他经费还很难说，实际上计划已成画饼。财政紧张确是实情，但钱多钱少都有个用法问题。花在豪华轿车和公款吃喝上的钱，每年2000~3000亿恐怕打不住，是每年10多亿治理经费的200来倍。
钱的事，不提也罢，更要紧的是以下两大弊端：
其一，“防堵”战略之失误。
中国目前正在积极建设的“五大防护林体系”，全部进入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八项生态保护工程之列，其气魄之大可以想见。
最先构思并实施的“三北”防护林，是“荒漠入侵”理论的典型思路：既然“万里风沙线”南侵，就在前沿打阵地战，用林带堵。这一工程的倡议者和推动者的出发点并不是要解决百年千年的民族存亡问题。正如古代的万里长城未能堵住外族入侵一样，今天的“绿色长城”也同样堵不住荒漠入侵。如前所述，荒漠化的根本原因并非荒漠“入侵”，而是土地“退化”，是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不着力于从整体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是中国在防治荒漠化之战中屡战屡败之症结所在。“三北”工程的重点是河北，河北的重点是保北京。“三北”工程1988年开始实施，短短3年后，河北森林覆盖率竟从10.71%上升到1991年的13.22%，是同期全国增长率的5.97倍。据媒体报道，多年来困扰着北京的风沙开始减缓，扬沙日、浮尘日、沙尘暴日都大幅度下降。可惜荒漠化趋势仍未遏制，2000年春，北京连续遭到10次沙尘暴袭击，民众怨声不绝。于是，政府决心在未来10年内投资200亿元，在内蒙古植树治沙，改善北京“生态后院”的环境。
“三北”防护林从名称到内容都是防堵“入侵”的思路，因此效用十分有限，内蒙古和全国荒漠化趋势仍继续恶化。于是，只好再扩大防线，用同样的思路，以太行山防护林加强对北京和华北的防卫，以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堵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以农田防护林堵农田荒漠化，以治海防护林堵沿海风潮。战绩如何，还要看。但沿袭“防护”、“防堵”之老方，又如何脱出“局部治理，整体恶化”之旧局？当然，说“防堵”不行尚言之过早，如果林带不断增加，十几条，几十条，最终把全国铺满，生态环境自然好转。但那也不是林带，更不是“防堵”了。
其二，单纯行政手段之弊端。
这一更深刻的问题是：百姓没积极性，光靠政府拨款能不能把树种起来，并能护住？
先看几个实例：
流动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被誉为“沙漠克星”的胡杨林团团围住的。胡杨是一种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的优良树种。人们称胡杨为“英雄树”，并用诗一样的语言来赞美：“活了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
但是，正是这胡杨遭到了亘古未见的毁灭。据《经济参考报》报导，1957~1977年的20年间，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西三面原有的5680万亩胡杨林（或以胡杨为主的天然林）被砍掉4000多万亩，砍了70%以上。此外，还有3000多万亩红柳也被连根铲除。比如，为了开垦阻挡着沙漠的一块16万亩的胡杨林，和田县组织了1万多人放火烧林，大火整整烧了20天，开荒造田25.7万亩。1~3年之后，沙漠进逼，绝大部分新开垦的耕地又被迫撂荒，失去胡杨林屏障的良田也开始大批沙化。
安迪尔河以西有一条80公里长的胡杨林带，行政区划时将它划入且末县；因为历史上这个林带属于西边的民丰县，引起了两县之间的法律纠纷。上级部门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所有权归且末，使用权归民丰。这回轮到且末县不干了，有权无利。当官员们正在为权与利的划分争斗之间，老百姓不管三七二十一，趁机把这条宝贵的胡杨林带彻底砍光。策勒县和洛浦县也发生过类似的争执，其结果是把一条25公里长、七八公里宽的胡杨林带毁光。这几个县的县城，已经在沙漠的进逼下搬迁了100多公里。策勒、民丰、皮山等县城已经搬了3次，现在沙漠又逼到城下，除了把县城搬上昆仑山，就是背起铺盖卷流浪他乡。
此类人为的大破坏，在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内蒙古吉兰泰盐湖、河北坝上高原、新疆和田河等许许多多的地方都发生过，或发生着。
该报记者悲愤难抑地写道：“有几笔‘血债’，子孙们会毫不犹豫地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账上。”
“三北”工程的最前沿是巴丹吉林沙漠。当“三北”先遣队到达此地时，都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公路里程碑上斗大的数字居然都被风沙打得模糊不清。夏季的沙漠，地表温度高达80℃以上，胶鞋一会儿就变形了，沙粒深深熨入鞋底。年均降雨量仅37毫米（最低年份8毫米），蒸发量却是此数字的100倍以上。就是在这片仅存的绿洲上，1951~1983年的32年间，森林植被减少了85万亩，并以年均2.6万亩的速度递增。这最后的一块绿洲叫居延绿洲，曾滋养着“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古城——居延属国。它辉煌的时期，这里还看不到沙漠的影子，如今已陷入巴丹吉林沙漠的重重包围之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护卫着绿洲的梭梭林与胡杨林竟遭到了大规模破坏。胡杨树之不幸是它可做优良薪柴；梭梭树之不幸则更添了一层：它根部寄生着一种瘤结——名贵药材“肉苁蓉”，又被称为“沙漠人参”。就是为了这一车可卖几千元的薪柴和更加昂贵的“肉苁蓉”，370万亩梭梭林和30余万亩胡杨林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盗伐者甚至嫌动斧动锯太费事，干脆用钢丝绳拴住梭梭树的根部，用拖拉机一拖，生长了数十年或上百年的大树便连根拔起，剩下的只是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沙坑。林业局的护林员欲制止，却常被盗伐者殴打致伤。至于护林人员监守自盗和接受贿赂者也大有人在。
为此，中国第一支驻守沙漠的森林警察部队于1985年在这里组建。
不是什么麻烦都可以用警察来对付的。在大多数民众都参与或同情盗伐，在众多地方官员都推动和纵容毁林开荒的情况下，警察部队多半只是一个摆设。还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技术问题：“万里风沙线”，警察能看得住吗？
这是一堵血迹斑斑的老墙：行政手段不能解决经济问题。许多政府都曾在这堵墙上碰得头破血流。
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定了威胁人类生存
的十大环境危机，第一个就是土地荒漠化。荒漠化的危害甚于水灾、地震等各种触目惊心的灾难，它冷漠地扩张所毁灭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与环境、社会与文明，并且很难甚至永远无法重建。
按照官方数字，在建国之初，荒漠和荒漠化的土地为66.7万平方公里；近40年来净增102.2万平方公里，年均2万多平方公里，日均约60平方公里。这还是40多年来的平均数，如果再考虑到荒漠化是加速发展，则目前每天失去的土地可能在八九十平方公里。假设敌军来犯，以此速度攻城掠地，占领珠海特区、温州及南通市区将在2天之内，占领北海市区需3天，深圳特区和秦皇岛市区4天，烟台与连云港市区9天，青岛、福州及宁波市区11天，广州市区也不过16天，而攻克西起官厅水库、东到密云水库、北至燕山、南抵流璃河的北京城区，也仅是2天左右。
这是一场战争。
这个比喻之不贴切处，是荒漠化土地并不像沿海城市寸土寸金，可比者，惟生存空间而已。中国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山地已占去国土面积的65%，再加之人口剧增和荒漠化加速，生存空间已成为国民命运之所系。
一次有关荒漠化的联合国会议提出，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临界值为7人和20人，而目前甘肃河西走廊绿洲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每平方公里496人，密度最小的金昌市也有276人，数十倍或成百倍地超过了合理密度。这既是加剧环境恶化的原因，又是必须承受的结果。最坏的情形早已发生：它们互为因果，形成一个永远难以挣脱的恶性循环怪圈。
如果我们的生存空间继续压缩下去，谁能保让找们就一定能逃脱文明覆灭的命运？
当联结欧亚两大陆的丝绸之路正处于鼎盛时期，谁曾想到“覆灭”二字？但楼兰等数十个曾辉煌耀眼的文明确已湮灭。
蓦然回首间，非洲21国的大片国土不是也眼睁睁地沦为了无人区？
我们曾谈到所有能够水土流失的土地已全部在流失，现在可以补充一句了：在这些水土流失的土地上，荒化正在继续完成着生态环境逆演化之顶级阶段：无树、无草、无水、无土的不毛之地。我们还谈到中国文明从西北向东南不断迁徙的大趋势及生存空间的枯竭，并提出了一个似乎危言耸听的问题：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且战且退吗？我们能退进太平洋里去吗？现在再加上荒漠化正从西北、正北、东北三面紧紧进逼，同样的问题就有了更严肃的意味。
是否真该算算我们的生存空间了？哪怕是很粗略的呢——
我们辽阔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家园，减去严重水土流失的国土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38.2%），剩下593万平方公里（占61.8%）；再减去彻底荒漠化国土（沙漠、戈壁）和不能维持人类生存的国土（冰川、石山、高寒荒漠等）约30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33%），就剩下300万平方公里（占28.8%）——我们的家园已缩小到一小半了。与上个世纪50年代相比，大账是：人口翻了一番多、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土地各翻了约一番半。
——在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人均生存空间已被压缩到原来的1/5。
（高 峰摘自《中国抉择：关于中国生存条件的报告》2003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