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岩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村子就是一个大家庭。每个村里的人在这个大家庭中，都有固定的位置。每个人都有名有姓，但见了面，从没有人直呼其名的。小辈的见长辈的，年龄小的见年龄长的，都要先称呼一声尊称，才开口说话。村里的事都听村干部的；家里的事，就听家长的；邻里之间的事，就听凭村里德高望重者了断。村里似乎没有什么矛盾。尊老爱幼，文明行事，夫妻恩爱，婆媳和睦，邻里互相照应。村里家家门上有锁，但人人心里无设防。不管是朗朗白天，还是风高夜黑，走在村道上，除了怕“鬼”，其他什么都不怕。
村里仅有40多户人家，除了两大姓，成姓和雪姓，其他杂姓有几家。异姓之间，大都有姻亲，尤其是两个大姓之间。细算起来，全村人都是亲戚，并且大部分还是比较近的亲戚。村子太小，一个小孩半夜哭闹，几乎全村人都能听见；大人在村里随便什么地方喊一声，全村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社员上工时，都不用出门到队里的钟下听派活，在家里就能听见队长派活的声音，扛上家什上工就行了。村中无秘密，谁家发生什么事了，谁和谁有点什么小动作，不出一个时辰，全村就人人皆知了。几百年来，自打有了村子，先人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种几乎透明的生活中，形成了村子的风气。这种风气没有文字，没有规定，它就写在每个村里人的骨子里，你只要是这个村的人，打你出生那天起，村风就每时每刻地在吹拂着你，你没有理由不融入其中，你不可能突破老祖宗们传下来的遗风。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砸烂一切旧世界，但村风不变，依然如故。
村里的人家，半数家里没有院墙，有院墙的大都是低矮的土墙，仅能挡住鸡猪，除了解放前地主家的那个宅院，其他的院子，没有一个能称得上深宅大院的。没有院墙，连屋子的门都不锁，上了锁的也是个样子，钥匙就在门里的横梁上，大人伸手一摸就能找到。村里很少丢东西，经常听其他村丢这丢那的，我们村里从没有出过无头案子。谁的东西如果不小心在外边弄丢了，过几天甚至过一会儿，拾到的人就会给你送回来。村里也有偷东西的，都是偷生产队的能吃能用的东西，偷玉米，偷红薯，偷柿子，偷所有能吃的东西，因为那时村里人缺粮食，太饥饿了。但从不偷个人的，就是自己再饥饿，也不会去偷，因为个人的东西不用去偷，想吃你就去借，或者自己去拿。
村里那时候家家都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家里无非是些生产和家用工具，还有不多的粮食。村里邻居，除不能借男人老婆外，其他的东西都能借。邻居借钱，有钱就肯定会借，哪怕自己的事不办，也要帮人所急。借到钱的，事后总是千方百计地凑钱还账，一时还不上，过几天就上门道个不好意思；借出钱的，从不开口要账，就是借钱的人忘了也不提及；有的借钱几年不还，忘了，过了几年想起来了，赶紧还上。借衣服，什么衣服都能借。借衣服出门走亲戚，年轻男女去相亲，去城里办事，都是由头，都可拣村里合适的人家去借衣服、只要有，没有不借的。那时，吃的最缺。谁家有点什么好吃的，谁家果树下果了，总要分给邻居一些，哪怕一家三颗五颗，总是尽量地多送几家。有的就带到地里，与大家分享。就是改善生活，做了什么好饭，也要给邻居家的老人或小孩送些。村里谁家有人病了，村里人都要去探望探望。有鸡蛋的，就拿几个鸡蛋：有红白糖的，就拿上半斤一斤；没有的，就空手去家里坐坐，和病人说上一会儿话。谁家生了小孩，就是全村的喜事。月子里，村里人都会拿上十个八个鸡蛋或半斤一斤红糖去看望。坐月子的，基本上不需要买鸡蛋和红糖，村里人送的都吃不完。坐完月子，主家还要蒸很大的白馍馍，给每家送去一个，就当是回礼。村里有人去当兵，村里人也是要去看的。有的拿点鸡蛋之类的吃食，大部分人是空手去坐坐，算是给当兵人送行。同样，当兵的走时和中间探亲，也要到村里各家走走转转，算是对邻里的答谢。村里人有串门的习惯。每到晚上，村里、队里只要没事，人们就互相串门，也没有什么事，就是去聊会儿天，坐一坐。有对牌气的，几乎天天都要在一起见见聊聊。串门聊天，也是化解矛盾的最好途径。邻里有点误会的，或因什么事吵过架的，一方主动上门，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把事说上一回，误会消除了，大家又都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村里的人矛盾大都是这样化解的。除非是矛盾很大时，双方才请村千部或德高望重的长辈出面调解。村里的大媳妇小媳妇，从过门那一天起，就开始比试谁对婆婆好。婆婆们到一起，也是说谁家的媳妇如何如何好，话里话外就把自个的媳妇夸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夸媳妇的话传到媳妇的耳朵里，媳妇更加勤快，更加孝顺。村里婆媳关系都挺好，没有见婆媳闹得不可开交的。
村里人有帮邻里干活的习惯。谁家大人出门有事，就把小孩带钥匙全交给邻居。邻居白天管小孩吃饭上学，晚上就住在邻居家照看小孩，多少天都毫无怨言。谁家里有了困难，或有人得了大病，或遇到其他困难，不等主家开口，邻居们就把钱呀东西呀送到家里去了。村里人过红白事，全村人都去帮忙。村里谁家盖房，翻修房子，起院墙，打窑洞，只要招呼一声，村里人就去帮忙，有的不用招呼就主动去帮忙，不要任何报酬，就是请假不挣工分也去。村里人盖房子，只要请大工就行了，小工都是村里人无偿帮忙。生产队分粮食、分红薯时，家里劳力多的，总是帮家里劳力少的、没有劳力的。我还小时，我家自留地种麦、种谷，队里分粮食，每次都靠邻居帮忙。村里人帮别人干活，从不计较得失，有时管饭吃，有时在自己家里吃饭，去帮别人干活，村里人人如此，互相帮忙，也没有人去细算吃亏沾光。
村子虽偏居一隅，可以说远离城市文明，但村里人行事说话，礼尚往来。小孩子到谁家，谁家总要拿些吃的给小孩，就是乞丐到家门口，也要设法给碗饭或给个馍、红薯什么的吃食。小孩子打架吵架，大人到跟前，总是骂自己的小孩，打自己的小孩，从没人只去教训别人家的孩子。家里再穷，也要供子女上学。我们上学时，村里家家户户几乎都很穷，很多家里没钱，买不起孩子上学用的作业本，但子女们都读完了初中。夫妇吵架打架闹矛盾的，村里一般没有挑事的，总是去劝说双方，尽量地化解矛盾。村里也有离婚的，但只是极个别人，大多数人都夫妻恩爱，用情专一，白头到老。村里也常有吵架的，但都不记仇，村里人一看见吵架打架就拉就劝，吵过了，打过了，找个机会说一说，又和好如初。村里没有恶霸，没有地痞无赖，不讲理的人也几乎没有。村里最为老年人称道的是，年轻男女没有乱七八糟的事。男女授受不亲，在我们村代代相传，根深蒂固，除了穿开裆裤的男女小孩在一起玩，稍大一点的男孩女孩从不在一起胡闹。
由于时代和所处环境的局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村民，大都安于现状，安于贫穷，面对苦难的生活，很少绝望，也不沮丧，也没有浮躁。浮躁的是年轻的我们，刚走出校门的农民，最初可能大都有和我一样的苦恼，大都想跳出农村。但当你回到村里，融入到村民之中，没有出路，没有机会，任你怎样努力也无法跳出农村的时候，渴望变成失望，失望慢慢地就变成了现实。老老实实地在黄土地上当一辈子农民吧，有想法的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身上。自己这辈子就是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顶个日头十分工，夏秋结束，家里粮囤中有足够一年吃的粮食，年底能有一两百块钱分红。该结婚时就结婚，该生孩子时就生上几个儿女。辛苦上几年，能盖上一座新瓦房，或把父母留下的老屋翻修一新。同时，能供几个子女上学读书，不想几个都能考上大学，只望有一个，能读大学念中专，将来出去做事，那就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了。村里人大都这样的现实，淳朴的村风莫不源于这知足常乐之中。
人民公社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时期是村风民风最淳朴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已有几年时间，人们的生活已基本安定，土改时产生的芥蒂也已淡忘。不论是上中农、中农，还是贫农、下中农，成分还在，但已不重要，大家都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都没有了属于自己私有的土地和牲口，大家贫富都差不多，阶级的观念不是很重，人们都是平等的，起码在心灵上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种格局就被打破了，受冲击最大的是两户“四类分子”，其次是六七户上中农，被划成所谓的“漏网富农”。村里年轻人形成了明显的两大派，还有一些态度不明朗的其他派别。当过大小队干部的人大都受到了揪斗，仅有200多口人的小村子，成分复杂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紧张了许多，也淡漠了许多。这种状态，多年以后还没有完全消失。
时代在变，人们之间的关系也会有变化，但几千年几百年所形成的村风、民风基本不会变，也没有变。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村民，仍然坚守着先人们的遗风。
（魏玉梅摘自山西人民出版社《走出黄土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