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三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富民目标，关键是要抓住“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以尊重农民的权利为核心解决“三农”问题。
农村的主要矛盾是政府、农民与市场关系之间的矛盾。
政府与市场的矛盾 一方面各级政府依然按计划经济的模式，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农业生产，习惯于抓微观经济，下达指令性经济指标，规定具体的种植品种和面积，并要求下级政府或组织必须确保完成，否则似乎就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国家按市场经济法则制定法律政策，规范政府行为，要求下级政府依法行政，要求人们遵守市场法则，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得强迫农民种这种那，不得违法收税收费。结果任务与法律政策相矛盾，最后法律政策让位于任务，事与愿违，劳民伤财。
政府与农民的矛盾 一方面一些政府领导在农业生产上热衷于“轰动效果”，习惯于搞“会战”、搞“工程”，上级领导对基层干部抓经济有很高的要求，如搞示范、建基地等，制定的政策有意无意忽视或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基层干部缺乏抓好微观经济的本领，更重要的是这种要求与干部的职责和管理制度相违背。农民喜欢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东西，对那些“花架子”的东西不买“账”，结果上面轰轰烈烈，下面冷冷清清，一阵“风”过后什么也没留下。造成基层干部角色错位，该管的事没管好，不该做的事更做不好。
农民与市场的矛盾 一方面市场经济要求农民按市场要求组织生产，另一方面许多农民仍然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希望政府为他们包揽一切。
立法、执法、政策与实际的矛盾 一方面国家制定了许多法律，法律要求基层干部依法行政，中央也出台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而这些法律的执行体系、执行机制却非常不完善、不健全，很多问题用法律手段无法解决，以至在农村一些地方出现管理的“真空”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地方财政的压力，这些政策不可能兑现，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干部不得不去充当税官、法官、警官，去行使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职责，加剧了干群矛盾。
“三农”问题的长期性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并不是我国所独有。如英国解决“三农”问题花了近百年的时间，美国，花了七八十年的时间，日本也用了近两代人的时间。我国的“三农”问题也跳不出这一规律，而且所需的时间会更长。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 过高的农业人口比重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重道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予以化解，而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解决。我国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这样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也难提高。
资本积累的长期性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而建立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资金，只能通过将农民的剩余价值用来作为工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但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结果是农业失血过多，农业积累不足，农民几乎失去了投资能力。长期以来，农民只能保证基本的生活，几乎没有积累，很少有能力进行扩大再生产。
人力资本的积累存在长期性 农民的素质低，人力资本积累少，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需要较长时间。有经济学家指出，人力资本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农民从事非农经营的机会多，其报酬也相应高。有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主体由三部分组成：33%来源于农村的毕业学生，37.3%是务农的农民，另外近1/3是有过城市务工经验或者当过兵的农村人口。农民工中初中生占66%，高中生占16.9%。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是6.5年，而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程度是9.2年，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其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育，而要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需要时间和巨额投资。
组织和制度创新有其长期性 “三农”问题与组织和制度结构不适应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就必须对组织和制度进行创新，建立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组织和制度体系，但这不是短期就能解决的。一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进与提高需要较长的时间。二是农业制度的创新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与制度环境相配套的制度体系。设计新制度需要时间，新制度与环境的兼容也需要时间。三是组织的培育和成长需要较长的时间。长期以来，我国都是以行政组织替代经济组织、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导致农村组织极度匮乏，而组织的培育、成长、成熟都非一日之功。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必须依靠农民，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尊重农民的权利，调动与发挥农民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性。
进一步提高对“三农”工作的认识 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努力筹集人力、物力、财力全面支持“三农”，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应再多拿出一些精力，系统研究解决实质性的“三农”问题，强化政府在农业部门的功能和职责。”
中国农民为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很少享受现代化文明的成果，政府必须加快对农村的财政支持。首先是要建立专项基金，健全农村社会的保障体系，包括农业保障基金、农业保险制度、农业人口失业保障制度、农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农民的养老制度等等，给农民与市民同样的国民待遇。其次，要求政府加大对乡村学校、水利、公路等公共设施的投入，减轻农民的负担。最后，政府还应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实现农业的深加工，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
必须从尊重农民的权利做起 要较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就应该尊重农民的权利。一方面要有效利用WTO的保障机制，增加对农民的补贴，限制主要农产品的过度进口，大力支持国家粮棉储备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精简政府层次，逐步通过撤乡并镇使其职能更加合理化，提高办事效率。
农业必须走产业化、集约化的道路。因此需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通过合理分工，让农业在最适宜的条件下发展区域化和专业化生产，积极培育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出口创汇农业。在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允许土地承包权转让、出租、入股和抵押或直接参与土地开发，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农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同时加快出台“农民信用担保基金和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政策，降低“三农”贷款的门槛。只有农民成为追求利润、按市场需求生产的经营主体，才能真正促进农民增收。
启动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 农业现代化有两个世界公认的指标，一是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到20%以下，二是农业的投资达到当年农业净产值的40%以上。我国目前来自农业的财政收人占到30%左右，而国家用于农业的财政投入仅占5%左右。国家只有加大投入，才可能使农业作为弱势产业的局面得到扭转，才能使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有坚实的基础。
农村消费条件不充分，市场发育不完全。在许多农村地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不仅电网老旧，而且电价高昂，有一半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大大限制了农村地区对现代消费品的需求。如果做到农民的用电和城市居民同网同价，在农村做到村村通电视、自来水，农村将会出现一个家用电器的消费高潮。水、电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农村还会自发地掀起厨房革命、厕所革命等与改善生活质量有关的建设高潮，把许多制造业现存的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孟立新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