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红
城市与城市有着许多的不同，生活在同一城市里的人们也有着差别和不同。这些不同，大的方面可以分为生活地位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所从事工作的不同以及生存观念的不同等等；小的方面比如衣食住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
在北京住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大部分北京人属于“政府人”。他们的生存依赖在各种政府机构中的进取和努力，这是他们的重要事业。北京的每一块斑驳的砖石，都有可能记载着一段历史；从北京的每一个破落的小胡同里拐出来的人，不管他是老者还是学童，都有可能是一个有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或历史来源的人。北京还有许多大学、科研机构和文化团体，它们是生命生存的抽象的产物，同北京的许多名胜古迹一起，散发着各自浓重的文化气息。北京人很看重文化教育和思想，他们经常以此影响和解释不同的时代。
在中国另一座大城市上海，你却会不时地感觉到“海派”的影响。大部分上海人是崇商和崇洋的，他们自己也不回避这一点。他们靠经商来满足自己的生存所需，他们也从外国人的文明中学到了好多不同于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他们经常以此来看待人生的价值。我在上海住过较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我经常背着包去四川北路的小商品店买低廉的用品。那时候，我在上海人眼里是没有钱的外地人。上海的生活位置低下的人也看不起外地人，他们好像有一种天生的处在天堂里的优越感。他们会笑吟吟地说许多好话哄你买他们的东西，但如果你不想买的话，他们却连路也不愿意指给你。大约是上海的平民百姓都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居住在狭小拥挤的空间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数着过日子的原因，上海人大都不愿意请你到家里做客，他们的风光体面都是靠上海这个大概念和身上的行头来体现的。许多年轻的女孩子生不由己，家居不由己，但她们却可以自由地花钱买时髦的衣服穿，买各种化妆品，使你在大街上能看到她们的亮丽，却看不到她们在家里的某些尴尬。
我还在青岛生活过。青岛是一座没有住过帝王也没有什么复杂久远历史的城市，大部分人过的是平民生活，他们的观念也是平民观念。温和的海洋气候滋润着他们，他们把平民生活过得又舒适又滋润。他们不像上海人那样紧张，也不像北京人那样依赖政府，他们主要依赖他们本地的一些轻纺产品。青岛的女人打毛衣打得花样最多也最漂亮。她们不定期像擦桌子一样用干净的湿毛巾擦家里的木地板，她们还穿着平底鞋提着篮子，沿着石板路买鱼买菜。
迁居到济南后，我感觉济南与上海与青岛都不同，它很像一座“小北京”。“小北京”是说它的规模和历史远远没有北京那样庞大和厚重，但是它的大大小小的脏腑却应有尽有。济南的市民生活水平差异很大。这几年，有钱的人已经有了轿车、楼房，有了生活里的许多豪华的讲究，但是只有基本工资的人仍然占了大多数。也有一些人比较穷困，他们是一些工人、失业者和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在菜市场，经常会见到一些老人在买一些处理的瓜果蔬菜，他们从衣袋里掏出来的都是一角角的零钱。处于贫富之间的人占了大多数，他们又分为不同的文化层和生活层，只是他们的孩子已经普遍能够在公园的食品摊上随意地买些时兴的小食品了。济南的气候总使你几乎感觉不到春天，却感觉到秋天特别的长。秋天的阳光镀在各种叶色的树木上，风飒飒地吹在落叶有声的人行路上，让人分外感受着生命与时光的关系。
不同的城市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理想。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理想，就是有一所前后都种植了花草树木的房子。房子可以是破旧的，但它必须是独立的吗，安全的。在有阳光的天气里，我能够带一群孩子在周围欢乐游戏。我的理想像一个家庭妇女的狭小的梦，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它实现的可能性也似乎已经越来越小了，但我一直还在努力。城市里不同的人都有着不怎么相同的理想，他们也都在为此努力着，他们都希望生活能越来越好。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中，只有当我们面对一些大的社会问题、一些共同的灾难和危机时，我们的注意力才会集中起来，我们才会有共同的语言和谈论的话题。但是差异并不妨碍我们的共同生存，在人类的发展中，自由度越大，差异也就会越明显、越个人化。差异的存在，有时会使我们感到许多认同的不便，有时也会使我们感到大千世界的无比丰富和有趣，感到许多遗世独立的特色。
（李蓉蓉摘自《济南时报》1998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