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科
天蒙蒙亮，农民李运来扛着锄头往地里走去。外面的雾气迷蒙蒙的一片，李运来被裹在里面，显得形单影只。
几十年来，李运来几乎就重复着这样的日子。而他的父亲、他父亲的父亲也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在一些方面几乎就没有大的变化。当无数领域在世纪之交发生令人瞠目的嬗变时，我们的农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因袭着千年的传统。
他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种地的方式：一个经营者控制着几百公顷的大农场，用飞机撒种，用机械收割，用电脑监控，像控制一台精确的机器一样来控制整个农场。他更想象不到的是，这种现代农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即将和他一锄头一锄头劳作出来的成果在一个市场上面对面地竞争。
事实是，中国入世以后，这一切就将变成现实。手握锄头的中国农民将面临着用飞机电脑装备的国外同行的挑战。他们的对手经营规模大，生产成本低，一些产品的质量又在我们之上。比如美国的小麦，面筋含量高，而我们的一下锅就软。更要命的是，我们的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价格比国际市场普遍要高，这样市场一开放，农民手中的产品必然要受到冲击。
对于脆弱的中国农业、脆弱的中国农民，不少人都担心：入世究竟会给农民造成多大的影响？是不是将迫使一些农民破产？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说：“过去加入WTO，大家普遍认为金融、保险、汽车、电信等四大产业将受到较大冲击，而事实上，WTO对这四个行业的冲击都只是局部的，它对中国农业的冲击才是全局性的。因为它涉及到中国9亿农民，解决得好，是利大于弊；解决得不好，就是弊大于利。”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秘书长张从明说：“在粮食方面我们没有优势可言，特别是玉米、小麦、大豆与国外的差价为2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粮食是很容易进来的，从而导致我们将让出很大的一块市场。”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入世对农业的影响有限，最主要的理由是我们并没有完全敞开市场大门，对农产品进口实行配额制，配额之内是低关税，配额之外是高关税。而配额数量只占到中国粮食产量的5%左右，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对此，一些专家存有疑义。因为我们的粮食产量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民留做自用，商品率只有30%多，如果分析市场影响，应以商品粮为基数。这样进口粮食的份额就不算小，能够影响市场价格。
入世对中国农民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也许谁也不能精确地估算清楚。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中国农业正处于改革以来形势非常严峻的一个时期，各方面深层次的矛盾暴露了出来，这个时候如果再加进来一些外部因素，即使这些因素的影响有限，也会有一个“放大效应”，对农民造成明显的影响。
就在前不久,朱镕基总理在文莱深切地说，中国“入世”后自己最为担心的是国内农业，因为外国农产品以现代化技术生产，无论价格及成本都低于中国，若向中国大量倾销农产品，便会对内地农民生活构成影响。
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例子来看，如果大批的农民破产，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农民在城市的边缘形成贫民窟。一位专家曾特意到墨西哥看这种贫民窟，他说：“当地的出租汽车司机不敢拉我去，最后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才开到那里。但是司机不敢让车熄火，他说一有问题好马上跑，可见这个贫民窟的犯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目前农村最集中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据《中国改革》杂志的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约有近1%低层农户的收入进入了负增长阶段，到了1998年，收入增长为零的农户比例已扩大为16%；1999年，这个数字更是进一步扩大。
与此相伴的是，农产品价格连连走低，种植成本越来越高，有的农户入不敷出只得抛荒土地。在此同时，曾经生机勃勃的乡镇企业在微妙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走入了一个收缩期。不仅增速减缓，还连连裁员，甚至将过去已吸纳的数千万的农村劳动力，重又回吐给社会。
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指出，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改革20多年来“三农”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没有解决有关。比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同大市场的矛盾；现行财政金融体制同农村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过高的行政管理成本同现实的财政供养能力之间的矛盾；不切实际的、过高的社会发展指标同农民实际生活水平及收入水平之间的矛盾等。
这些矛盾，已不是仅仅靠“三农”内部的变革就能解决。如一位专家所说：“农业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农业之外。”
农村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发生在一个背景之下，那就是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9亿农民集中在农村，户均土地面积仅0.4公顷，这个现实成了很多问题解决的根本障碍。
比如说，现代农业要求规模经营，在美国，一个家庭经营的土地达数百公顷。如果我们现在要达到这个规模，那就意味着上亿的农民将失去土地，失去生活的保障。只要我们的农村还生活着这么多人，那么分散经营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就很难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想解决目前的矛盾，根本的途径就是减少农村人口。有人很极端地指出：“农民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消灭自身。”他实际上指出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市民化、国家城市化的趋势。
但是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却是“三农”自身的变革无法完成的，它面前横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城乡二元体制。
专家指出，从目前来看，这条鸿沟的存在不仅使农村，而且使整个国家的改革进程受到了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卢迈用“怪圈”描述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弊病：过多的农民滞留农业，会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农民没有钱，农村消费市场相对萎缩，便会影响城市工业品的销售。产品卖不出去，生产能力过剩，城市中的失业人数增加，于是进一步排挤农民工，结果又使得过多的农民滞留农业，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这种状况不改变，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就无法解决，大批农民就无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中国就仍然还是“乡土中国”。
城乡二元结构背后实际上就是两种标准、两种待遇。学者秦晖说，这种体制刚建立时，农业充当的是工业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现在情况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农民和城市人口之间因身份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还是相当大。农民就业受到限制，贷款利息也比城里高。这种情况，如何让农业发展起来？如何面对入世的竞争？就目前而言，对农业、对农民不是保护的问题，9亿农民，哪个国家也保护不过来，最关键的是给农民以平等的待遇。中国农民面临的从来就不是争取照顾的问题，而是减少歧视的问题。
经济学家盛洪说，市场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导致两极分化的，但是中国现在的两极分化是市场不发达造成的，是因为很多人被剥夺了市场权利。
“如果说WTO将给中国农民带来巨大的挑战的话，那么它同时也可能给中国农民带来最大的机遇，那就是国民待遇。”秦晖说。给农民国民待遇已经成为解决当前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农民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而是平等的权利、自由的市场准入。如果给他们自由的空间，他们会像70年代末的那次能量释放一样，创造出奇迹来。
而国民待遇作为WTO的基本原则，没有理由不给自已的农民。
（王亚玲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