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瑞高
说句实话，这几年我对产业工人已经没什么了解了，因为接触太少。可对于农民工，我要熟一些，我常与他们打交道。我作过农民工调查，还有不少农民工朋友。最主要的，是我本身当过农民工。
农民工进入了工人阶级行列，但他们与城市工不好比。城市工一边挣钱，一边注重自身享受；而农民工不然，农民工似乎只为后代活着。
我的泥瓦匠朋友诸师傅，上世纪60年代出生，安徽人，小我十多岁。可我要叫他老诸，他才四十多岁，就已经当了祖父。他不识字，上了街就晕头转向，出门必须有个徒弟带着，否则就可能走丢。他眼睛很大，胡子拉碴的，很有男子气。他的活也做得很好，称得上一等手艺，钱也挣得不少。但他很苦：食苦，行苦，脸也苦。他抽的是最差的烟，三餐常常是酱菜就饭。为了省几元车钱，他宁可走十几里路。有天一早，他背起行囊匆匆出门。我问他到哪去。他说回家乡。我说你不过节回乡去干什么。他说有大事要去处理。我问是什么大事。他说：“头等大事。儿媳怀了孕，是个超生儿，村里要罚款6000元。儿子来电话说，他不想被罚，让女人去流产。我不同意，我想要孙子。儿子就说，你要孙子可以，可我没钱交罚款。我就说，罚款我来交，孙子是一定要要的。”
就这样，老诸千里迢迢，赶回村里去交罚款。临上车时，他苦笑着跟我说，这半年白干了，这老诸，活着仅是为了后代，还有后代的后代。
木匠朋友陈师傅，现在已经很少能见到像他这样出色的木工了。他能雕花，还能现场把一段木料做成麻花形的“弯头”。为此，包工头开给他很高的工钱。
按理说，陈师傅可以过得很滋润。但他不，他把自己抠得很苦。他捡别人扔掉的拖鞋穿。他隔两三个月才剃一次头，整日蓬头垢面。他到东到西干活就一个工具袋、一条草席。这条草席已经被他的汗水渍得发黑，还露出了麻筋，软不拉塌的。
我对陈师傅说，换条草席吧，你又不缺这点钱。他摇头说，不行，女儿读书，等着钱花呢。
陈师傅有两个女儿，书都读得很好。大女儿浙江师大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小女儿高中毕业，准备高考。陈师傅也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按理说应该懂计划生育，不知为什么生了两个女儿。陈师傅说，他的工钱供两个女儿读书，紧绷绷的。他原想劝说大女儿本科毕业就去教书，可大女儿要读研究生，他也没办法。他也晓得两个女儿将来都要嫁出去，可他说自己已经惯了，挣工钱供养她们已经成了习惯，停不住了。他说自己惟一的爱好就是喝点酒。他偶尔喝酒，也是喝最差的烧酒，一瓶才两元多钱。他说他多想喝一瓶好一点的“竹叶青”啊，可是一想起两个女儿，他的手实在放不开。
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其实许多人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后代。他们有的把儿女留在家乡，自己吃尽千辛万苦，为的是让儿女生活得体面一些。更有不少农民工，干脆把儿女带进了城里，自己心甘情愿流血流汗，但是绝不能让孩子受半点委屈。
这是一群母性十足的人，一群了不起的人。
人们见不得儿女对父母不敬，我尤其见不得农民工的儿女对父母不敬。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城乡父母的心是一样的，但是论苦，农民工的心里更苦。掂出了这个“苦”字的分量，您会对农民工肃然起敬。
（姜 善摘自《新民晚报》2004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