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铭
自从蜗居小城，老家的乡亲便络绎不绝地来造访。有些是我认识的，有些是我不认识的。据父亲讲，来的人都是跟我们家有点瓜葛和亲戚的，慢待不得。等他们留下一片狼藉走后，我与父亲细打听他们的来龙去脉，父亲会滔滔不绝地为我讲上小半天。这样的结果是：还不如不讲。不讲统统按乡亲论处也就是了，一讲这枝枝蔓蔓就更加分不清楚哪跟哪了。父亲是极有耐心的，他在墙上挂张白纸用黑色的铅笔和红色的圆珠笔勾勾抹抹，一幅酷似军事地图的乡亲大观园图便很直观地诞生了。
令我和妻苦不堪言的是，老家的乡亲队伍在日益壮大。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三十张白纸也绘不尽其宏伟蓝图。我向父亲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想法。父亲双手一摊，一脸无辜地说：“是我请的？”父亲在这句简短的话里是用了反问的，意思是乡亲来咱们家是我请他们来的吗？不是。可事实上乡亲们就是冲着父亲来的，父亲没搬进城市那会儿，找上门来的乡亲没几个。父亲来了，三叔二大爷就不断来访了。乡亲们来要是有啥大事也可以理解，问题是他们根本没什么事，只是坐一会儿，沾一下脚，吃一顿饭，唠一会儿嗑，抽一支烟，吐几口痰，然后就抬屁股走人。接下来父亲话锋一转，说了如下几句话：“乡亲来，是瞧得起你。要是瞧不起你，八抬大轿也请不来人家。”父亲用词很讲究，他在使用一个人称代词“你”，而不是“我”和“咱们”之类的称呼。父亲想说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乡亲们来家小坐可不是冲着我一个糟老头子，是还没忘记你——从小光着屁股在乡亲们身边长大的、如今有了点小出息的城市人。
于是，我不再敢拿派了，乡亲们来，总是设法挤出点灿烂的笑容来。以后，出了很多笑话，都是跟乡亲有关联的。乡亲们实诚，有的来便带着活鸡活鸭，那乡下的鸡鸭性野，稍有疏漏，就会夺路出逃，从敞开的阳台窗子飞出去，扑棱棱在小区狂窜乱舞，引得无数人观望。乡亲们实诚，我和妻也受了感染，也跟着实诚起来。为了防止再给社区添乱，只要是乡亲带来的活物，一律先格杀勿论。老家的德贵来，一次带了十多只农家鸭，楼下放不下，全扔自行车棚里了。妻挥舞着菜刀大开杀戒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结果弄得妻好不尴尬，那农家鸭是德贵要拿到烤鸭店卖的。以后，德贵再来，老早就先声明哪只鸭是给我家的，哪只不是给我家的，生怕妻再先下了手。
更有意思的是，有一天我家正在吃饭，“咚咚”有人砸门。妻开了门喊乡亲来了，全家人忙起身迎接，问寒问暖。那乡亲更实诚，拽把椅子就上了饭桌，非要跟我们整几蛊。父亲乐得没法，俩人唠得也投机，说今年的雨水，说玉米的长势，说村书记的腐败。半瓶酒下肚后，父亲向他打听家里的老人时，大家才知道这回是彻底差了壶了。敢情这位乡亲是走错了人家，跟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红着脸连说要不我掏饭钱吧。我和妻哭笑不得，你说这扯不扯，咱家这样下去不成了旅店了吗？再说人家旅店还得拿身份证登记呢。
父亲反应很快，问莽撞的乡亲家住在哪里。乡亲说家住在黄土梁子，离你们北沟门子好几百里呢。父亲一拍大腿说那咱还是乡亲，咱那是一趟川。还有，我老姨夫他妹子的婆家就在黄土梁子，老黄家的。那乡亲说，我也姓黄。父亲就提他老姨夫的妹夫叫黄什么。那乡亲就“哎呀”一声说，那是我没出五服的兄弟，我们是一个爷爷的孙子。我糊里糊涂地听他们盘论，不用问，最后又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又多了一个乡亲。不过，这个乡亲是撞上家门来的。
想不到后来这个姓黄的乡亲来得很频繁，他离我家近，在人民广场边上一家建筑队当民工。今年，老家那边雨水少，天旱，姓黄的乡亲只好扔下老婆孩子出来打“快柴火”。打“快柴火”意为临时做短工，挣几个过日子的活泛钱。可黄姓的乡亲一干就是多半年，原因是建筑队的包工头说了，干半道走人不给开工钱。反正今年地里的农活也不多，黄姓的乡亲索性塌下心来好好干了几个月。到了年末，问题又来了：包工头给每个工人二百块钱想把他们打发回去，剩下的工钱先记瓢把上，啥时候有啥时候给；民工们不干，双方僵了起来。这事让父亲知道了，父亲当即拍板，让我赶快给写篇稿子。我那时手头正有一报告文学要写，哪有闲心管这事。可后来有人往我家打电话威胁我，要我别多管闲事。原来父亲已经带着黄姓乡亲去了趟工地，与包工头交上了火。我终于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在报纸上登了出来，那些农民工如愿拿到了自己的血汗钱。包工头气急败坏地继续打电话问我：“你跟那帮臭民工啥关系？”我在电话里告诉他：一趟川的乡亲！”
第二年春天，我家又多了不少乡亲来，鸡鸭鹅的又是一阵热闹。不用问，这些乡亲多是黄土梁子那一带的，从父亲的老姨夫他妹夫那论，有好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我得管人家叫爷呢。
（袁 野摘自《海燕都市美文》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