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国本
乡里人看大城市，满目新奇。楼有山高，街有江宽，衣饰像魔方一样变幻，街边的树像士兵一样整齐，连路边的草也能长出规矩来。招牌是一个比一个吓人，动不动就是中国的、远东的。村子里连个会计都不好找，能碰上个乡长就算是遇上首长了。可在城里，一根扁担甩过去能碰上三个大学生，楼上一根竹竿掉下来能打着三个经理的头。住这里的人，哪个挑肥啦，哪个犁地啦？每天拎个提包挤挤公共汽车，就有饭吃就有钱花了。换上个恋爱男女，更奇，他们一上弦就紧上了，无论是车上街上都在进行，挽了臂靠了肩挤了眉弄了眼还不算数，还要一头倾到对方怀里，放炮似的说：“你坏！你坏！”全忘了边上还有尴尬的眼睛和惹烦了的心。
真新鲜得死。
城里人到乡村，也感到有不少新奇。草地上的那群山羊，早上就开始进餐了，一直吃到晚上，还在吃，好像永远没个吃饱的时候。七八岁的孩子，一脚踩在牛角上，偌大的水牛也会停下正吃的草，抬抬头，把他送上牛背。要是碰上热天，“扑通”二声跃进碧波荡漾的水库，城里的什么游泳池有它棒？有时候，一网下去鱼就到碗里了，市场上什么蹦跳的鱼有它新鲜？
春天“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夏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秋忙“戴月荷锄归，露珠沾我衣”；冬闲“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哪一季不迷人？
真羡慕得死。
于是，乡里人学着靠拢城市，先把明瓦换成大窗，大窗装上玻璃，玻璃罩上窗帘。经济宽裕的，外贴瓷砖，内铺地板，室内也挂吊灯了。用不上自来水的，井台上安个辘轳也要把水引到屋里来。他们请客也不上大海碗了，烹饪也不全靠油多，喝酒也要上几个冷盘，肉骨头和鱼刺也改法子吐在桌子上的碟子里。
城里人历来精明，特别是走进市场经济以后。有时，把在乡里三四元收去的毛皮，七弄八弄（说输入技术），改名为裘皮，开口就是上百上千元，既不腰痛也不脸红；有时把乡里以斤称去的等外级珍珠，穿成帘，磨成粉，再加上点什么，与梅兰芳先生抑或慈禧老佛爷缠上点缘头（人称市场意识），然后，设置一个精品屋、珍品屋的玩艺儿，做姜子牙渭水之钓。
乡里人当然也聪明，“下海”喝了几口水以后，他们开始瞄准城里人生活的三大指标：漂亮、聪明和长寿。把过去山崖缝里乱蹦乱跳的地下水，规范起来，舀进罐里，取一类城里人最喜欢听的名字，然后，将不知从哪本杂志上看到的维生素含量、养神补气功效以及促聪明长漂亮的大话写进广告，写上产品说明书，必要时还请秀才配以洋文，去兑换市场上那些跳动的钞票。自从得着这一招，乡里人每次进城总是笑着回来。
当然，乡里人和城里人并非全盘和谐。令乡里人头疼的是遇上穿绸衣买菜的妇人们，有猪肉了，她们要瘦的；来瘦的了，她们要新鲜的；有了新鲜的，她们又问是金华猪还是金坛猪；待这些合格了，她们又会想起獐子肉和天鹅肉来。
不说妇人们买肉，就连买青菜茄子也不好对付。她们先看浸没浸水，再问打没打农药，隔夜不隔夜，而后问是施化肥还是农家肥，有没有虫伤，个儿漂亮不漂亮，秤星儿到不到位，最后问半价儿卖不卖？临付钱了，还有再抓一把的。其实，她们手里根本不短这几个子儿。
乡里人和城里人总是一对同胞兄弟，发生矛盾的时候虽然也有、手拉手总是主要的，“兄弟，请多关照”总是彼此一个永恒的嘱托。
（邱宝珊摘自《东西南北》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