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瑞强
在国家、集体正给农村减轻负担的同时，农民并没有感到身上的负担轻了多少，而且还有越来越重的感觉。究其原因，除了收入增长不快、物价上涨过高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就是农民背上那五花八门的人情“负担”。
中国，世界著名的“礼仪之邦”，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说的就是那个“礼”，讲的就是那个“情”，尤其在农村，对“礼”和“情”看得极重，几乎到了“饭可不吃，衣可不穿，房可不住，而礼不可不守，情不可不还”的地步，结果导致“情礼风”狂刮不已。
农村的“人情债”可谓多如牛毛，可以说是无处不有、无时不有。从婴儿出生到满月、百日、周岁，从参军、升学、招工、提干、升级到订婚、结婚、生子，从生老病死到逢年过节，从盖房、乔迁、办喜事、过丧事到杀猪宰羊，都少不了要送礼、表情、摊份子。而且，经济发展了，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原来那种三毛五毛的再也拿不出手了。有的地方“起价”就得十元、几十元、上百元的也不少见。结果造成一些农户手头的现金随“情”而去，有时甚至因“情”而债台高筑。据报载，四川省内江市、南充市郊180家农户中，1994年有178户卷入“情礼风”，其中全年情礼费用支出超过1000元的有12户，最高的达2438元，占全年现金收入的21.7%；山东省早在1992年时，全省农民户均礼金支出便达到了270元，大大超过了当年纯收入的5%。
对于来自国家、集体的负担，甚至是微不足道的“负担”，农民们尚可发几声牢骚，吐几句怨言，甚至去上访、去上告，但对人情所造成的负担，农民不得不做出“心苦情愿”的样子，不然，稍有不快的流露，就可能花钱买不来“情”而换来“怨”。
不知何时，多年来几乎绝迹的迷信活动在不少农村死灰复燃。什么敬天公、求神仙、拜佛爷、祭祖先、续家谱、修祠堂、建庙宇、刻墓碑、做道场等等，花样翻新，风风火火，特别是逢年过节，或赶“老天爷生辰”、“关老爷寿日”之类的“圣时吉日”，则更是搞得“鬼神满天飞”、“魂灵遍地走”。
建庙修寺需要砖瓦，求天祭祖需要供品，跳神施法需要谢礼，哪点也少不了钱。
农民收入的钞票本来就不多，只刚刚够维持家中的生活，可现在“死去”的祖先也来拿，谁也没见过面的“神仙”也来要，小日子焉能觉得不紧？肩上的担子焉能不沉？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要发家致富，敬财神不如苦干加巧干；想光宗耀祖，求祖宗不如供子女去上学。
中国农民的勤俭持家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平时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可一遇娶媳妇、嫁姑娘这类“喜事”，他们却顿时变了一个模样：谁说我小里小气，你看我大手大脚；谁说我小打小闹，你看我大操大办。
眼下，农民要娶一房媳妇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首先要盖一座“像模像样”的新房，少说也得五六千元；然后要置一些“必不可少”的家具，下来又得几千元；再就是将新娘的彩礼弄齐还得好几千元；最后的摆喜宴喝喜酒，还少不了几千元。如此算下来，没有一两万元就甭想把媳妇请进门。目前，为婚事开支两三万元在农村已属常事，有不少人要花去三四万甚至五六万。
喜事，应该真正带来“喜”的感受，真正从中咀嚼出“喜”的味道。可为这个“喜”，抛撒去了多年的积蓄，甚至背上重重的债务，来年的生产怎么搞？往后的生活怎么过？犹如重担压在心头，又哪里会感受到“喜”的滋味？
农民已经被这样那样的负担压得透不过气来了，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农民自己现在还没有感到这些负担多余的、无益的，是完全可以减轻或清除的。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很多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面子”在作怪，人家有婚丧嫁娶事不送礼情面上怎么过得去？自己有了婚丧嫁娶事不操办一下面子上怎能抹得开？本族本村修庙建祠不拿出些钱人家岂不笑话··· ···
“面子”是要保的，但必须斟酌用何种保法。是用“打肿”的方法硬装出一个胖胖的“面子”呢，还是把买“打脸板子”的钱去买“营养品”培养出一副真实的红润白嫩的“面子"？
俗话说：“死要面子活受罪。”农民朋友不能再为了那不值钱的“面子”而自我找罪受了，还是把血汗钱攒下来用于发展生产、改变生活。说到底，你只有挣得比别人多，活得比别人好，才能真正地在乡亲们面前光大你的“面子"。
（郭江华摘自《中国人口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