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上次见到大舅，是在他的生日那天。
大舅70岁，已经显得很老了。满脸的皱纹中，黯淡的眼神忽儿亮一下，又亮一下，在众多的外甥面前，大舅少牙的嘴笑得豁开了，一个劲地招呼大家坐。他披着一件烂棉袄，在自家低矮的小屋里转来转去，搬过来一把椅子，又摸摸索索地找来一条凳子，几个外甥一下子把大舅的小屋挤满了。我看见大舅的眼眶有晶亮的东西滚出来，顺着脸上的沟沟壑察往下淌。大舅好像怕被人发现似的，背转身，抬手擦了一下眼睛。
大舅是个孤独的人。
大舅曾有过一段婚姻，也有过一个儿子。我曾听母亲说过，大舅是在20多岁时有了儿子的，如果还在身边，也应该40多岁了，但在大舅婚后第3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那是大家争当“又红又专”的年月，大舅担任生产队的队长，掌管着一些公家的钱物。有一次，大舅不足两岁的儿子病了，烧得很厉害，抱到村里的卫生所，卫生所的医生说这儿治不了，得赶紧上公社卫生院。送公社卫生院容易，可到哪儿去弄住院所需的几十块钱呢？大舅思来想去，想到队里还有30块钱的公款，便报告了大队支部书记，说先借一下。没想到支书一口回绝：“不行，公家的钱一分也不能动！”看着奄奄一息的儿子，大舅更慌了，顾不了许多，拿起公家的30块钱，抱着儿子就往公社卫生院赶。儿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可大舅却被支书告了。没隔几天，公社来人调查此事，大舅便全部承认了。为此，大舅写了反省材料，还在公社坐了一个月禁闭。接下来，大舅母忍受不了村人的指责，带着儿子走了，一去便查无音信。
在盼望和等待中，大舅渐渐年老了。
10年··· ···20年··· ···30年··· ···
大舅不再对妻子与儿子的回家心存过多的期望，他将外甥当成了至亲的人，逢外甥们结婚、生子，他都要主动到场祝贺。
前不久，我儿子周岁，大舅从老远的乡下赶来，临走的时候，我见他背了一大包年货，便问他：“你一个人买这么多年货干吗？”大舅说：“不全是我自个儿的，还给别人捎了些东西。”我问：“给哪个？”大舅说出了那个支书的名字。大舅还说：“老支书病了，这次进县城，顺便给他也买些年货。”
（胡泽华摘自《常德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