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思
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的日子。在此20多天前，内阁大学士（宰相）蒋德璟和皇上顶嘴，惹得皇上大怒，蒋德璟也因此丢了官。
这次顶嘴，起源于对加税的不同看法。
5年前，崇祯十二年春，皇上在全国范围内加派730万两白银，作为练兵费用，叫做“练饷”。这是崇祯即位之后的第4次大规模加税，全国人民的纳税总额至此几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税确实也是出于无奈：中原一带的农民造反还没有平息，满洲人又闹翻了天。就在决定加税的一个多月前，清兵在河北、山东一带纵横蹂躏2000里，掳掠人口牲畜50余万。人家大摇大摆地杀了进来，又大摇大摆地满载而归，明朝的官军竟然缩做一团，不敢跟人家交手。这样的兵岂能不练？练兵又怎能不花钱？不过皇上也觉得心虚，税费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杨嗣昌是当时的兵部尚书，他说：“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这笔钱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手里。”杨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饷为例，100亩地征三四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还能让豪强增加点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这种分析听起来颇有道理。
一晃练饷征了5年，原来企图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官军照样不灵；清兵还在闹着；李自成更由战略性流窜转为战略性进攻，从西安向北京进军，已经打到了大同一带；杨嗣昌本人也在与张献忠的作战中失利自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检讨一下大政策了？内阁大学士蒋德璟便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疏，大意是：现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贼反而欢迎，甚至贼没有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
崇祯很要面子，心里却不糊涂。与这种矛盾的心理一致，他容许蒋德璟辞了官，但不久也取消了练饷，他也知道征税越多，盗贼越多。
皇上原想多敛钱，多练兵，从而消灭反叛者。在敛第一个、第二个、甚至第七八个100万的时候，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开始平息了。但是敛钱敛到第十几个100万的时候，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规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敛到的那些军费，新增加的兵力，还不足以镇压新起来的反叛。
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社会集团来说，崇祯的谷底是在不同的时刻出现的。陕西是明末最早露出谷底地方，这个谷底出现在崇祯三年（1630年）夏季的一天。在那天，一路压榨下来的官府，碰上了李自成这块硬石头。
李自成自幼贫穷，吃不饱，穿不暖，出家当了小和尚，俗名黄来僧。稍大又给一户姓姬的人家放羊，20岁便到驿站当了驿卒（近似邮递员）。崇祯二年，因为财政困难，中央政府背不起驿站这个邮局兼招待所的巨额亏损，便下决心大规模裁减驿站。次年，20岁的李自成失业了。
据说，李自成在当驿卒的时候人缘很好，那年饥荒，姓艾的乡绅放贷，李自成还不起欠款，被艾家的奴仆戴上木枷，在大街上暴晒。他的驿卒哥们儿想把他移到阴凉的地方，给他一点水喝，艾家的人不许，李自成也不肯屈服求情。他的哥们儿按捺不住愤慨，干脆毁了木枷，拥着李自成出走城外。饥民们跟着入伙，于是就成了一支队伍。
按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规定，各地遭灾，地方官一定要及时报告，隐瞒不报者死。如果情况紧急，地方官有权直接开仓放粮，事后补报户部批准备案。中央政府自然更有赈灾的责任。这是合乎儒家治国理论的正式规定，但不过是一纸规定而已。
李自成造反的那一年，兵部郎中李继贞曾经上奏崇祯，说延安―带饥荒，眼看老百姓都要当强盗了，他请求国库发放10万两银子赈济饥民。结果“帝不听”。皇上不听，你又能拿他怎么样？
崇祯元年，农民造反前的动员口号是：“饿死也是死，当强盗也是死，坐等饿死，还不如当强盗死！”
李自成造反的278年之前，明朝创始人朱元璋25岁，正在安徽凤阳的一座寺院里当和尚。和李自成—样，他也是因为家里太穷才出家当和尚的。当时元朝已经用沉重的徭役和赤裸裸的腐败逼出了红巾军，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走投无路。他拿不定主意，就回到村里和另外—个哥们儿商量。他的问题是：是在庙里等着人家抓呢。还是起来跟他们拼了？为此,朱元璋讨了一卦。结果：留下是凶，逃走也是凶；投红巾军呢？答案是吉。于是，这位即将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投奔红巾军去了。
还不到300年，世道又转了一个圈，轮到朱元璋的子孙面对当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
田地负担越重，苛捐杂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钱。这就像开饭馆一样，除了缴纳各项税费之外，三天两头来几个穿官服的横吃横喝，吃完一抹嘴走了，你还得赔笑脸，不然就给你撕一张罚款单，这样的饭馆很难赚钱，自然卖不出好价钱。这就是说，皇上的好坏，贪官污吏的多少，对土地的价格影响甚大。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人口锐减，地广人稀，田地的价格很便宜，不过一二两银子一亩。折成当时的粮价，大约值三四百公斤大米，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600元左右。
明朝中期，天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赋税也不太重，田地的价格达到高峰，每亩能卖到50两到100两银子。折成当时的粮价，大约值一两万公斤大米，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万元左右。后来，富于理想的皇上弘治死了，他的顽童儿子正德皇上即位，赋税繁重，土地价格开始一路走低。
嘉靖是在顽童正德之后即位的皇帝。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以敢骂皇帝著称，他骂嘉靖帝：“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净。”与此相近，崇祯即位后老百姓中也传开了一句话，把崇祯称为“重征”。重征能征到什么程度呢？据顾炎武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税至十两。”
私派比正赋多，暗的比明的多，这才是要害。尽管我自称没有替皇上辩护的意思，但我内心深处潜伏着对崇祯的“同情”：这位年轻人当了17年皇帝，满心焦虑，天天熬夜，不近女色，没完没了地批阅文件，处理他难以胜任、恐怕也没人能够胜任的天下特大号难题，动不动还要下一道“罪己诏”做自我批评。17年如一日，简直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
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每亩田价不过一二两银子。田的成色稍差，也有白送没人要的。如果一个饭馆白送也没人要了，或者便宜得一塌糊涂，我们当然可以推测，这时候不会再有人开饭馆了，饭馆的厨师和服务员也要大规模失业了。事实上，这正是明末农民的处境。
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军队的数目却越来越大，他们总要穿衣吃饭。这就要求官吏更加严厉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农民，于是把他们也逼跑了。最后闹到天下全乱，无处加派拉倒。
崇祯十七年（1644年）旧历三月十二日，李自成的大军逼近北京西北100多公里的军事重镇宣化府，巡抚朱之冯开会，号召誓死守城。而城中哄传李自成免徭役、不杀人，全城喜气洋洋，张灯结彩，点上香准备迎接。镇守太监杜勋打算带人去30里外欢迎李自成。朱之冯痛斥这位皇帝的特派员没良心，杜太监嘻嘻一笑，兀自领着人走了。李自成的队伍到了,朱之冯无可奈何，亲自登上城楼，向左右下令开炮，左右默然，谁都不动。朱之冯亲自点火开炮，又被左右拉住。细看时，大炮的线孔已经被铁钉钉死。朱之冯叹道：“没想到人心至此。”然后仰天大哭，给崇祯写了封遗书，劝皇帝收拾人心，随后上吊自杀。
5天后，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大军抵达北京，开炮攻城。十八日，崇祯在炮声中发出“罪己诏”，宣布取消所有加派的新税。当晚，北京城破。十九日凌晨，崇祯自缢于皇宫后的景山脚下，时年33岁。
（吕丽妮摘自《特别关注》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