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帆
在欧洲游历，最悦人的风景是在农村。葱翠的绿色如织锦般，沿着大地无边无际地铺开。阳光灿烂的时候，更有闲散的或花或白的牛羊点缀其间，随便选一个角度，便可制成一张明信片。偶有庄稼地也根本没有人影，更不用说看见“面朝黄土背着天”的农民了。
来欧洲不久，便有朋友告诉我：如果有人说他来自大城市，那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稀罕；如果有人说他来自农村那就要格外留意一下，其家境富裕倒在其次，说不定还是个王公贵族的后代呢。
欧盟的农村、农业、农民之所以让人羡慕，关键就在于政府的呵护政策。欧盟可以说是世界上农业保护主义色彩最浓的地区，这除了农业本来就事关国计民生之外，更与欧洲的历史分不开。历经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对战争期间遭受的饥饿刻骨铭心，被饿怕了的人们渴望吃饱肚子，存有余粮。
欧盟农业的特殊性还体现在：欧洲国家的面积都不大。农业发展也不平衡，市场分割现象严重。为了促进欧洲农业的发展，西欧诸国自1962年开始，便同意由“超国家”的欧洲共同体来制定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农业也因此成为欧洲一体化程度最高的领域。
“共同农业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共同体成员国的农业产量大增，粮食、牛奶、牛肉和葡萄酒不仅自给，而且有余。到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务农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仅为700万，农业产量却提高了3倍，许多农产品都出现了过剩。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核心，便是其复杂难懂的“农产品价格体系”。目前，置于统一的农产品价格体系和“共同农业政策”管辖之下的农产品有：谷物、水稻、蔬菜、水果、糖、酒、烟草、牛奶、肉、蛋、植物油、动物脂肪和油料等14个类别，占到了欧共体农产品的96%左右。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这一套价格体系的运作方式，我们不妨以一个种植水稻的农民为例。他生产的水稻售价固然要随行就市，但是“下有保底，上有封顶”。保底的价格为“干预价格”，是这个农民保证可以得到的最低价格。当水稻供过于求，市场价格低于干预价格时，他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后，从欧盟设在各成员国的干预中心领取市场价格与干预价格之间的差价补贴，或者将农产品以干预价格直接卖给干预中心。有了干预价格，就可保证生产者收回生产成本并获得相应的利润，以保护农民的利益。
当然，在水稻供不应求时，农民也难以一下子获取暴利，因为欧盟还规定了一个“目标价格”。这是农民可望得到的最高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一般而言，“干预价格”与“目标价格”的差距并不大，不过在6%~9%之间，这就为农民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每年，欧盟委员会农业司都要根据市场情况，并经农业部长理事会批准，公布14类统管农产品的“目标价格”
当然，在当今国际贸易发达的时代，欧盟的农民还要参与国际竞争。这一点，欧盟也考虑到了。如果国际市场上水稻的价格低于欧盟的价格，这个种水稻的农民也不用担心。因为欧盟还有个对外统一的“门槛价格”。“门槛价格”是进口农产品的价格加上欧盟征收的差价税之后的价格，大致相当于欧盟的“目标价格”。欧盟通过对进口农产品价格的控制，既可以避免进口农产品以低价冲击当地市场，又可以在必要时通过进口农产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如果这个农民想把水稻出口到国外，可是国际市场水稻价格又低，这也没有关系，欧盟会提供价格补贴，以补偿农民因在国际市场上低价出售而造成的损失。欧盟通过这一系列的价格管理机制，在最大限度上消除了世界农产品市场波动对欧盟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不难想象，在欧盟如此精心设计而又慷慨大方的价格机制下，欧盟农民所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尽力提高产量！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把欧盟看成一个国家，那么它就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也是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国。欧盟虽然对糖和牛奶等的生产实施了配额限制，但仍无法阻止许多农产品出现生产过剩的现象。
由于欧盟要无条件地以“干预价格”买入农产品，生产过剩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预算负担加重。有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农业目前只占到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8%，农业劳动力也只占到全部劳动力的4.5%，可用于农业的资金却占到每年近1000亿欧元的欧盟共同预算的将近一半。
既然不堪重负，就要“穷则生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调整和改革。第一次是在1992年，第二次是在2000年，欧盟东扩在即，又导致了第三次大的改革。由于即将于2004年加入欧盟的中东欧10个国家的经济相对落后，农业在国民经济和就业中所占比重较高。这些国家入盟后，农民人数将净增100多万，农业面积扩大40%。据欧盟委员会的数字，若按现行的标准对新成员国农民进行补贴，这10个国家的农民可以不劳而获、一跃成为这些国家中收入最高的阶层。欧盟对农民的补贴之慷慨，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欧盟要改革“共同农业政策”，还会受到来自贸易伙伴的压力。美国虽然人均农民的补贴水平比欧盟还要高，但美国人补贴得比较巧妙，大多为不与产量挂钩的直接收入补贴，且美国的农业出口补贴也要比欧盟低得多。此外，包括凯恩斯集团在内的一些农产品生产国也纷纷指责欧盟的农业政策扭曲了世界农产品价格，要求欧盟加以改变。今年世界贸易组织的坎昆会谈以失败告终，农业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情况，都加大了欧盟改革农业政策的压力。
分析欧盟这几次农业政策的改革，不难发现，改革的方向是要逐步把过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过渡到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其主要措施包括两点：一是降低某些农产品的“支持价格”水平，以休耕或冻结的方式控制某些农产品的种植面积；二是增加收入支持水平，将农业补贴与产量脱钩。
当然，欧盟的农业改革牵扯到所有成员国的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调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虽然德国、荷兰等欧盟财政净支出国大多支持改革，希望减少财政负担。但是法国、西班牙等南欧国家，是欧盟的农业生产国，也是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对任何损害自身利益的改革都十分敏感且坚决反对。因此，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虽几经修改，但其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宗旨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还有一点也不能忘记，在投票式民主的西方社会，农民一向以组织严密、投票倾向性一致而闻名，是任何想要执政的党派都不敢轻易得罪的利益集团。
从目前的情况看，欧盟即使在今后也不会大幅削减农业基金的绝对数，但会将改革内部的资金调配使用。欧盟今后将更加突出农产品的质量、环保以及食品安全，走从“多产”经“少产”到“优产”之路，并着力提高农业竞争力。欧盟将会逐步走上“生态农业”之路，农业不再以产量为导向，而是追求保持赏心悦目的农村风光和充满活力的农村社区，保持稳定的农业就业。
可以想象，欧洲的农村将会更美。
（吴彦子摘自《环球》2003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