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文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我老家乡下，温饱还是个尚待解决的问题。那时，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是苏北的八大碗，即席上摆有盛满荤菜素菜的八只粗瓷大碗，一顿饭下来，那八只粗瓷大碗吃得一干二净。而请客的人家往往舍不得多请，只请一客。
一次，邻家请客，父亲正好有事外出不在家，只好由母亲前往。我们眼巴巴地望着母亲，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母亲不忍心见我们如此失望，已走至门口，犹豫了一会，又转回身来，到屋里拿了个什么东西。重出门时，对我们说：“你们都在家好好呆着，等我回来保证你们都能吃到肉。”
于是，我们兄妹四人围着一盏煤油灯，兴奋地期盼着，耐心地等待着。终于盼得母亲归来了，我们急切地迎上去。而母亲也没让我们失望，她从怀里取出一塑料袋，里面盛着从八大碗里夹来的荤菜，它热乎乎的就像是刚出锅似的。我们立刻分享起来，可母亲望着我们吃肉的情形，却没有往常的那份喜悦。过了两天，村里沸沸扬扬地传开了一件与母亲有关的事。
那天晚上，村支书也去了，他手上戴有一块中山表。可别小瞧这块中山表，在当时，它绝对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就像10年前社会上刚出现手机那样。而且那时，有钱也买不着一块中山表，它是凭证供应的。村支书的这块表是全村的第一块。“书记，现在是啥时候啦？”村民们每每这样问他，他便很自豪地抬起手腕来看一下，然后报出时间。可在那天晚上，他喝多了酒，不知怎么将手表摘下了。临散席时，他忽然惊呼了一声：“我的手表不见了！”这事非同小可，掉的是一块贵重表，而且是村支书的表。所有的人都滞留在屋里，谁也不敢带头出去。大家先是帮他四处找了一阵，没我着。有人提议：“今晚来吃饭的人都还在，这手表肯定就在我们当中。干脆就一个一个地搜身吧，搜一个放走一个。”支书没吭声这就意味着得到他的默许了。于是，宴会顿时变成了一次搜身会。
“我不让搜！”当帮支书找表的热心人走到我母亲身边，示意我母亲配合他搜身时，母亲突然说道。这话如同一颗大炸弹扔在屋里，谁都清楚这话意味着什么。“我没拿表，但我也不让搜身！”母亲态度坚决。搜身工作自动终止了，大家都安静下来等待手表的主人支书发话。
“大家做个见证，她不让搜身，等于是不打自招。我不跟她一般见识，等她男人回来再说，大家都散席回去吧。”支书这么说。于是，大家便陆续散去了当时大家都当母亲是默认了。
从那以后，村里人都说我母亲是个贼。不光大人们说，连孩子们也说。这就殃及了我们兄妹。一旦我们与那些孩子发生冲突，明明是我们有理的，可只要他们一说“你的母亲是个贼！“我们就败下阵来，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回家后，我曾含泪问母亲：“你真的拿了支书的手表吗？”母亲严肃地说：“没有。我若拿了，瞒得了别人，但瞒得了你们吗？家里有手表吗？那天晚上，我只是从桌子上带了些吃的回来，可我不想让人家知道咱们家里的窘况，所以就没让搜身。你要记住：活着就要争口气，人穷再不坚强的话，就彻底完了。”我不知不觉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她边说边替我擦干眼泪。母亲的话，我是相信的。事实上，母亲承受的压力更大，人家与她稍有些意见，就含沙射影地攻击她。那时，我真是恨透了支书，恨透了那中山表。
漫长的10年过去了，到了80年代初期，村里大多数人的生活已大为改善。而我们在母亲的教育下，没有被流言蜚语所击倒，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刻苦学习，积极向上，我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这可为母亲争了口气。
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为我母亲恢复名誉的事：10年前请客的那户人家住的木结构老房子打算拆了建新房，就在拆楼时，意外地发现了那块掉在地板缝隙里的中山表。那家主人将这块蒙尘的中山表拿给我母亲看，母亲也没表现出多大的惊异来，可是就在他要将手表归还村支书时，被母亲一把夺过去，并说：“这中山表早就是我的了，10年前我就偷来了这块表。”母亲不无幽默地对他说。
至今，这块中山表还在我家保存着，成为我母亲一生清白的铁证。这在全村里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第二个人能拿出这样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来。
（李俊华摘自《东方女性》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