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荣
这么些年了，久居乡下的父亲跟我开过两次口，都是关于买鞋的。一次是年关已近，我提早领着老婆孩子，带着单位里发的年货打车回乡下的老家。车子离村还有半里地，我就远远地看见村口站着一个人，挑着副担稻谷的箩筐，被风吹得晃来晃去的。这么早地守在公路边干什么呢？我后悔上车时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说我们要来啦，来过年啦，儿子还机灵地抢过手机和爷爷说了声新年好。父亲大概是被这一声奶声奶气的祝福灌醉了，立马就挑着副箩筐赶到村口的公路边守着，丢人现眼的，好像是怕村里人不知道他还有个在城里混的儿子似的。
不过事实证明父亲的做法还是对的。我带的这些个年货，吃的喝的水果海鲜乱七八糟，父亲不用一副箩筐装了还真没法拿，又不能扔在路边走第二趟。我的脑子里刚出现了“姜还是老的辣”这样的句子，心思却被父亲夸我儿子的皮鞋漂亮的声音打断了。
我没注意寒冬腊月的，父亲的脚上穿了点啥。
口还是母亲替父亲开的，在晚饭桌上，四瓶黄酒已喝掉了三瓶，母亲先汇报工作般的说了年糕是什么时候打的，过年猪杀了之后有几斤，我们房间里的被子已经晒了几个日头了，小囡（nān）水少喝点，晚应上可不要尿床啊··· ···我有口无心地应付着她，直到母亲的唠叨告一段落，我接了一个手机电话之后，母亲才佝偻着身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眼睛看着浸在八仙桌的阴影里的脚尖，说出了心中惟一一件不称心的事情。
父亲要买一双皮鞋。话音还没落，父亲把手里的鸡骨头往桌面上一扔，骂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乱说什么呀！我看了看二位老人，母亲怕我没听清楚般的又说了一遍，父亲赶紧插了一句别听她的，就起身到门外的猪棚边上小便去了。母亲冲着父亲的背影瞪了瞪眼，一副你不要我说我偏要说的倔强样儿。都在我耳边讲过好几回了，讲得我烦了，我说你都这把年纪了，有得烟抽有得早茶喝已经不错了，还穿啥个皮鞋呢，儿子刚刚在城里买了房子你难道忘了，他这才不吭声了。我心里说他不吭声了你吭声了，这说明个啥呢？第二天我特地回了趟城给父亲买了双棉皮鞋，也就花了一条三五烟的钱，可父亲穿了这皮鞋就在村里转悠开了，村小学边上正在聚众赌博的老年活动室，村里的两家代销店门口，原先生产队晒场上屠户阿六摆开铁锅门板杀猪的银杏树下，反正是哪儿人多就往哪儿钻。村子里的路都是烂泥路，走了半天，父亲的皮鞋就脏了。父亲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大清早就去了趟集镇，买来了鞋油和刷子，把自己的和我们男式的女式的皮鞋，先用刷子后用布条吭哧吭哧地擦得锂亮，到了这时候我才想起父亲以前是穿过皮鞋的。
父亲和母亲结婚时有没有皮鞋穿我是不知道的。我记忆中父亲穿上皮鞋还是在当上了村里的麻袋厂采购员之后。在这之前父亲只是我们生产队里的民兵排长兼会计，惟一和别的社员不同的地方是口袋上别着两枝钢笔。当上采购员就不同了，父亲第一次出差回来就旧貌换新颜，肩上多了一个人造革背包，脚上换了双老K皮鞋，还是尖头的。父亲穿着这双尖头皮鞋行走在传说里，真个是足下生辉，神气得一塌糊涂。到了下雨天父亲的皮鞋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乖乖地待在床前踏板上的纸盒子里，我趴在边上这儿摸摸那儿碰碰，终于憋不住了, 我的脚勾着父亲的皮鞋就像苍蝇钻进了豆壳里，我“啪嗒啪嗒”地穿着这双魔鞋走东家串西家地炫耀。父亲裹着塑料雨衣正在生产队的岸上带着民兵抗洪抢险呢，听到别人说你那儿子在玩你的皮鞋，立马就扔了锄头跑回村子，扒了皮鞋把光着脚丫的我狠揍了一顿。父亲的皮鞋就这样变得跟贴在堂屋里的领袖相片似的，神圣不可侵犯。除了农忙时节以外，父亲穿了这双皮鞋满世界跑，一会儿杭州一会儿南京的，他的人造革背包里除了一刀空白的介绍信、木梳草纸等生活用品之外，塞在一只牛皮纸信封里的鞋油和刷子总是少不了的。父亲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双皮鞋。这皮鞋成了他在一些个国营大厂的供销科里出出进进的名片，存在他身上的那些农民的自卑被一种油滑所替代了，这油滑的标志就是这双苍蝇停上去打滑的、亮得照得出人影儿的尖头皮鞋。父亲竟然在一次出差回来的夜里，跟母亲说出了有个塑料厂的女科长有点看上他了的话。具体怎么说的我听不清楚，因为不久之后，我们睡着的这个雕花大床就开始摇晃起来了，我就开始数数，可都数到二百多了他们还不停止。我的小便就再也憋不住了，我腾地坐起身，故意装得睡眼朦胧地从那两个叠在一起的身体上跨了过去，拎开搁在床前踏板上的马桶盖，丁零当啷地撒起尿来。和这时断时续的尿声相呼应的，父亲的呼噜也一声高一声低地传了过来，我抖了抖小鸡鸡，一转身脚却踢在父亲的皮鞋上，“咚”的一声响，父亲直起身恶狠狠地骂我小赤佬。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父亲动了扩造房子的念头。当然另外的原因也很重要，穿着尖头皮鞋的父亲在推销麻袋的同时，脚下也在开始“踢皮球”了。他花着厂里的钱走南闯北，口袋里装的是公家的合同，脚下总盘带着一些自己的货，废钢铁、柴油机、喂鱼的菜饼··· ···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你这不就是投机倒把吗？母亲的胆子很小，说出了心里的担忧，可父亲理也没理这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妇道人家。父亲在外边跑得更勤快了，即使农忙时节也不回来，他忙于自己脚下的这些个“皮球”的转手倒卖以及厂里的事。没过多久他就升为副厂长。他皮鞋的后跟磨歪了，他就叫修鞋的在后跟上敲了两块铁皮，这样他走起路来“噔噔”地响，更神气了。那时候我家里弥漫着一股大跃进的气氛，父亲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既大胆又果断。明明造房子还缺了好多钱，可父亲有一天从厂里回来，说一声拆，第二天就叫了村里的人来相帮着拆房子了。房子拆了总归造得起的，钱不够跟别人借就是了，可新房子刚竖起来，父亲的副厂长兼采购员的职务被眼红的人告到上面去撤了，父亲又成了一个守着家里的五亩三分地的一般农民。
造房子欠下的债要还。守着一幢新楼房的父亲穷得只剩下那双半新半旧的皮鞋了。他整天愁眉苦脸的，虽说他和母亲现在单独住一个大房间了，可估计也不大去做过去想做而不方便做的事了。母亲咬咬身，去了趟姨妈家借了点钱回来，支持父亲再到外边去“踢踢皮球”看。父亲也下定了决心，吃过晚饭就在灰暗的电灯光下边擦皮鞋边跟我讲解有关皮鞋保养的要点。好好读书，长大了才能不穿草鞋穿皮鞋，父亲教育我说，我一下子心就沉重起来，皮鞋变成了铁鞋压迫着梦中的我，等我大汗淋漓地醒来，父亲已经乘早班轮船到城里去了。
这一次出门连“皮球”的边都没碰到。拿不出一大笔现金，又不是村办企业的副厂长兼采购员了，别人就不再信任他了。父亲这一次受的挫折肯定是很大的，他回到家以后闷着头喝酒，母亲还不知趣地要他说说一路上的经过。父亲终于憋不住了，拍了记桌子破口大骂母亲逼他到外边去自讨没趣地出丑。我母亲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也就接嘴跟父亲吵起来。我撇着嘴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不一会儿，下面传来“咚咚”的两下，那是父亲扒下脚上的皮鞋扔在门板上发出的声音。
这双皮鞋后来就不知道哪里去了。父亲突然之间就成了一个老农民，他连附近的小集镇上也懒得去了，他晴天到田头去莳（shì）弄庄稼就穿破的解放鞋，下雨天干脆打个赤脚，而衣闲时在家里他穿母亲做的布鞋，又不好好穿，他嫌弯下腰扯鞋后跟麻烦，索性就当拖鞋似的靸（sǎ）着。母亲老是拿这个来做反面教材。她说你看看连双布鞋都穿不像样还想穿皮鞋呢，这是针对父亲的；这次数学又没考上一百分，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今后想穿皮鞋还是布鞋你好好想想，这当然是说我的，说得我哑口无言。
从高中开始我住校了，也就远离了布鞋皮鞋的唠叨。我考上大学是因为追一个女同学，跟皮鞋一点关系都没有。在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父亲终于还清了造房子欠下的债，他的头发也就白了。他又从政了，村支书来找他，让他担任我们村的村民小组长。父亲佝偻着背脊领着干部们走街串户，不是去收税就是上门做计划生育工作，他的脚上依旧穿的是胶鞋或者布鞋。直到去年夏天，我在单位里上班，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是自己现在在火车站，村里书记要带他们到蒋介石的老家去旅游了，他想叫我马上去给他买双皮凉鞋，四十二码，最好是军用款式。除了父亲的声音之外我还听到很杂乱的嚷嚷声，我知道父亲的这个电话是被别人鼓动起来打的。我立马买了鞋赶到火车站。十点半的车他们八点多就守在那儿了，正围着村长村支书在广场上抽烟呢。我走过去叔叔伯伯地乱叫一通，守在一边看父亲换鞋。这么热的天父亲穿了双解放鞋出去旅游确实是不行的，他刚脱了一只鞋我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脚臭味，足以把两米以内的苍蝇熏死。父亲眉开眼笑地拿着新皮鞋往自己的光脚上套。我忘了给他买两双丝袜了，父亲说没关系的，又说年前的棉皮鞋买得不实惠，如果是春皮鞋的话现在也可以穿穿的，那这凉鞋的钱也就可以省了。说这话时单腿独立的父亲晃了两晃，一只手臂如张开的翅膀挥舞着，最后搭到我的肩膀上。父亲像是表示歉意般的瞅了瞅我，我却像遭受电击般的全身突然凝固，形同雕塑。我感受到了重量。冥冥之中的门打开，父亲的血脉和我的血脉相通了。父亲换了一只鞋又换另一只，而手一直搭在我的肩膀上，他的心中洋溢着的好心情经由缓缓流动的血液运输到我的心坎里。打在我脸上的阳光开始颤抖。我知道我真的笑了。
（刘阳摘自《山花》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