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立名
我是农民，我父亲当然也是。
我自小就跟着父亲干活，很多农活都是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学的。至今仍觉惭愧的是学得不太好。比如，一看到田地里总也捡拾不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头，我不仅常生厌烦之心，还有几分悲观和绝望。每当看到父亲不断地弯腰躬身去捡拾那一块块数不清的石头，总觉得父亲的行为有几分悲壮甚或有几分可怜。无论是春耕、夏锄、秋收，还是冬天往地里积肥，望着那似乎越捡越多的石头，我总是无端地烦躁，无由地叹气。每见此，父亲总是恨铁不成钢地对我横眉坚眼：“不是地里长了石头，而是心里长了石头。多拾一块石头就多生一份绿色。”
再者，对那一片一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我总是在心里又急又气，既愤又恨地责怪它们抢了属于庄稼那本就不多的养料，争了它们不该享用的养分。一见我对草有愤愤不平的神色或举动，父亲也会用满是心疼和惋惜的口吻轻言细语：“那些绿绿的草啊，命不好，它们走错了地方。”
我生于山，长于山，却又怨恨并迁怒于山。怨它们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和阳光，恨它们无法给予我们智慧的灵光和飞翔的翅膀。因此，对父亲除了在田里侍弄那一棵棵绿色的秧苗外，就去侍弄那一株株幼小的绿色之树感到不可思议。对他的那份虔诚和执著，总认为是一种不可理喻的迂腐甚至是愚蠢。我心里总不住地嘀嘀咕咕：“那么大的坡，那么多的山何时能栽满？即使栽满又能如何？”而父亲常粗声粗气地训斥我：“亏你还念了那么多的书，我看是白念了，你就不知道多栽活一棵树，就等于多栽活了十棵、百棵树！能成就一片绿，就等于成就了十片、百片绿！那一棵棵的树，不也会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孙孙子子，生生不息！”
父亲没念过几天书，马马虎虎能识得几个字，而对他自己姓名的熟稔程度，谁也哄不得。我从小念书的兴趣，多源于他的启蒙和督促。比如，我学会的第一个字不是“一”字，是从那个既像镰刀又像锄头的“7”字开始，那是父亲教会的。他最喜欢看我摇头晃脑或正襟危坐地念“锄禾日当午··· ···”。每次念书或写字前，他都要看看我的小手脏不脏，小脸净不净。如脏了，那是定要洗过手脸才能行的。尽管水是那么来之不易，是父亲一步一步从深深的沟底挑上来的。至于我念的是对还是错，他不管，只要他认为你是在好好地用功就行。也为此，他总能不惜赔笑脸、说好话、出力气，千方百计地为我换回一本本大大小小有图画或没图画的书。虽然也有许多对我来说不太适合或根本没用的书，但父亲不知道，他也不管那么多。反正在他的脑海里只要是书，就是好东西，也就对我都有用，即使现在用不上，将来总会用上。但父亲性情直爽，脾气暴烈，倘若发现我念书不够用功不仅深恶痛绝，也定要严惩不贷。而幼时我挨父亲的痛打甚至是暴打，在三乡五里是非常有名的。
也因为让我读好书，父亲倾尽全力，几乎把他的血汗都洒在这上面了。家里除了有些书外，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当时，也有许多好心人去我家做父亲的工作：“你傻了似的总给儿子弄书，有什么用？不如让他早出去搞搞副业学学手艺。”
每逢此类的劝说，本就言语不多的父亲会更加沉默，常让劝的人脸面挂不住。有人对此非常不解，常追问父亲。问得急了，脾气急躁的父亲也会慢声细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不管他说东、你说西。反正我知道人就像那山一样，能多栽一棵树，就比少栽一棵树强吧！能多念一本书，总比少念一本书强吧！”
现在，远离家乡的我，能在这座大都市里有自己谋生的一小快位置，除了得益于众人对我的倍加关爱和热心提携外，更是父亲肩扛背驮的那一本本书，给了我不尽的熏染和营养。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是踩在父亲的肩膀上慢慢站起的。而今，诚惶诚恐的我不仅在无怨无悔地涂涂抹抹着一个叫做“绿色”的工作，也在如履薄冰地行使着一个可称之为“绿色”的职责。倘若不够尽心尽责，我知道眼里容不得沙子的父亲，依然会穿越遥远的地域，给我警示般的咳嗽，甚至劈头盖脑地训斥、责骂。因为父亲至今仍有固若泰山的“理论”：人不打不成器，树不剪不成材。
相比之下，父亲所做的无论是种田还是栽树，就是比我好得多。因为他和乡亲们现在不仅每天都在充实着他们的绿色，也在欣赏着他们的绿色。
那一座座的山，被绿色装扮得娇娆多姿。树林间，父亲可以和这棵树唠唠嗑，也能与那片林拉拉家常，但总不忘与树林间跃动着的松鼠、飞舞着的小鸟打声招呼。饿了，摘几只树上的果实充充饥；渴了，喝几口淙淙流淌的泉水解解渴；困了，倚着结实而阴凉的大树打打盹儿；高兴了，也可哼几首山曲儿、唱几支山歌亮亮嗓子。
在父亲的眼里，他千辛万苦换来的绿色，不仅是童话的自由王国，也是现实的美好乐园。因为这山、这岭、这树、这林，已成为生活在这里的乡亲们最好的绿色屏障和绿色源泉。他们不仅能呼吸清新的空气，饱饮清澈的泉水，也能享用绿色的庄稼。他们日渐殷实的美好生活与幸福日子，也时时被浓浓的绿色充实着，书写着。
（王金苗摘自《长治日报》2004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