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啸
王光普太平常、太淳朴了，平常、淳朴得像他收集、制作的那些民间的玩艺，不求雕饰，原原本本，一副劳作者的模样——走在大街上或立于人群中，人们很容易忽视他的存在。
然而，在我的心目中，论甘肃的文化人，他是为数并不多的几位最值得记述或书写的人。这其中的原因，更多的并不是因为他拥有甘肃乃至全国很少有人能匹敌的、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或是种类的齐全程度，均堪称首屈一指的民间艺术藏品，也不在于他在最近10余年的时间中编著出版了10多部民间美术的研究著作，更不在于诸如“甘肃民间艺术的代言人”、“民间艺术的集大成者”、“皮影艺术的最后一位大师”这些学界或媒体的褒奖，而是因为在王光普身上，在他40余年如一日的辛勤文化实践的背后，有一种精神的价值。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陇东高原的沟壑梁峁、农舍村落、坑院窑洞之间，穿梭着一个清瘦男子的身影，他或与庄户人聊民俗、谈掌故，或与民间艺人、工匠们切磋技艺，一旦遇到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当地人眼里往往是一些司空见惯的平常或粗糙之物），便一件一件带回，细心地收藏起来，慢慢品味、揣摩，乃至研究··· ···
他便是王光普，那时他才20多岁，一个编织艺术梦的美术爱好者，一位乡村的中学老师。作为民间艺术研究家的道路便是从那时开始铺设的。这条道路极像庆阳董志塬上的山道，崎岖不平，沟壑纵横，但一直向前延伸。
今天，我们看王光普的一切——包括习性、爱好、成就，都与老区庆阳息息相关。甚至，单从口音听来，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庆阳人。然而，无论出生地还是祖籍，庆阳都只是他的第二故乡。但就是这个第二故乡，成全了他后来的一切，包括儿时的“艺术梦”。
1937年的春天，王光普出生在山西省闻喜县一个名叫“回坑村”的小山村。家中世代都是农民。当时“爷孙3代10多口人，挤住在只有9个窑洞的坑院里。院子的中间，有一个深一丈、直径一丈宽的大渗水坑，渗水坑周围长满了花椒树和椿树。20多丈高的椿树以及花椒树上，时常有许多小鸟儿叽叽喳喳唱着歌。每个窑洞都是老式门两扇和古式窗格装扮，窗格上和门面上贴着民间窗花与旧式木版画门神，窑洞里的土炕上堆放着刺绣的虎枕、狮子、兔子等布玩具，大红土布与蓝印花被褥和窑炕边贴的吉祥炕围与剪纸辉映交织，看上去简直像一座民间艺术的宫殿··· ···”这就是王光普童年记忆中的家园，贫寒但不乏温馨，特别是充溢其中的浓郁的乡情乡韵——一种简朴而炽烈的民间审美情调，催发幼年王光普的艺术情愫。
时局的动荡和家境的贫寒，给童年及少年的王光普带来了诸多的不幸——先是疼爱他的舅舅被日本鬼子打死；接着（10多岁时）他完小刚上了半年便由于家中无力承担而辍学回家，到山里打柴火；1950年，为了上学，13岁的他随父亲千里跋涉来到庆阳，其远途跋涉的艰辛远非现代人所能想象的；两年后，病魔开始纠缠他，一场不知不觉的肺结核，使一向成绩优异的他几乎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高中时，为了实现自己的“画家梦”，他常常省下吃早饭、午饭的钱，买来资料，从《芥子园画谱》到水彩写生，从实践到理论，如饥似渴地学习，并且专门去向庆阳师范的美术老师求教。可是高中毕业时体检单上“肺结核”三个字，使他最终与大学“绝缘”。
艺术院校的大门关闭了，但王光普心里的艺术梦想并没有就此泯灭。他走上另一条道路——艺术的民间之路，这条路规定了他的一生。
相继在《庆阳报》、《平凉农民报》干了一段时间的美术编辑后，因两报相继停办，王光普便到庆阳王家岭小学当了一名教员，数年后他又调到了马岭中学任美术教师。在这里，他一干就是30年。
自调到马岭中学，他便与当地乡亲的接触多了起来。渐渐地，他发现当地的民间皮影、剪纸、刺绣与幼时在山西老家的民间艺术无论形式还是内涵，均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并且，经过粗略的比照，他还发现陇东民间艺术那些简洁而又憨态可掬的造型，与数千年以前的古代出土文物也有惊人的相似性。尚未深入探究的王光普敏锐地感觉到，这决非是表面或偶然的相似，其中肯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存在。
一段童年的记忆，一个儿时的梦想，又被激活了。从此，他不再将艺术仅仅看做是案头上、书斋中创作的东西——他开始走向那片广阔而坚实的陇东原野。
就这样，在庆阳地区一些民俗活动频繁、民间手艺人集中、民间工艺品丰富的乡村，人们便会时常看到他的身影。许多庄户人也开始知道一个名叫“王光普”的教师痴一般地迷上那些粗糙、拙朴得快要过时的东西，他在收集它们。
有一次，他到镇原县临泾公社拜访一位名叫祁秀梅的剪纸艺人。她家离王光普住处有200多里路。坐车只能到县城、下车后还得步行80多里路，途中要翻山。那天，王光普赶到山脚下已是下午四五点钟，待他翻山越岭赶到目的地时已是晚上八九点了，要拜访的人已睡下了。他只得怀着歉意将祁秀梅唤起，交谈到深夜。第二天天不亮他又急忙爬起来，因为要在八九点之前赶到县城，搭乘每天只有一趟的班车。如此奔波，尽管十分劳累，但王光普的心情却格外愉快。
不久，“文革”浩劫来临。痴迷古老的民间艺术的王光普自然难逃一劫，他的“罪名”现今许多人可想而知：搞“四旧”、走“白专”道路。他成了“黑帮”，挨批挨整免不了，此事他也能从容对待。然而使他最为痛心的是，自己历年来收集的上千余件皮影、刺绣等作品被造反派付之一炬。当然，也有不幸中的万幸——其中的一些由于造反派们无暇顾及或不甚明白其涵义，逃过一劫，留了下来。
“文革”之后，一切拨乱反正，“赋闲”多年的王光普才又开始重操旧业，奔波于陇东山区。
一次考察中，他发现宁县瓦科公社的石刻老艺人夏兴业的东西既多又精，特别是依传统样式刻制的“拴娃石”极为难得，但由于政治运动的迫害，夏兴业不敢再搞那些“四旧”的东西了，刻好的石雕也被胡乱地堆在后院。听到王光普说这些东西“很难得”时既兴奋又害怕，表示只要不公开他的姓名，可以无偿捐献。经过王光普的再三劝说，才收下了三四百元，让他将东西拉走。王光普自然很兴奋，他随即借来架子车要将50多件石雕拉了回去。可是陇东乡间的路山道弯弯，既险又窄，这次他又是拉了一辆格外重的车，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那天，他从早晨6点钟出发，一直到晚上7点多钟才抵达目的地——庆阳地区群艺馆。遇见他的人都不敢相信，那满满一车石头是从80里外那个山村拉来的。
那次拉运之后，王光普腰疼了3个多月。
王光普不只是一个收藏家，他还对那些乡野“粗陋之物”进行了学术探究。经过努力，1984年他的第一部个人专著《陇东民俗剪纸》，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短短数年间，他又出版了《民间艺术瑰宝》、《民间雕刻》、《歧伯周先祖在庆阳的传说故事》等专著，并且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
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王光普一边大量收集、研读历史及文化史料，一边频频去外地考察、比照。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曾自费到过贵州、广西、浙江、新疆、四川、山西、山东、陕西等10多个省区，向当地的民间艺术收集者查询资料、交流心得。1993年，中国美术馆研究员李寸松先生从北京专程来到庆阳。当他在王光普那间简陋的家庭民间艺术陈列室中看到千奇百怪的傩面（即古代或民间祭祀活动，演出时所戴的面具）藏品时，激动地说：“这是中国神仙、历史人物荟萃最多的集中点，为恢复我国历史人物形象提供了科学依据。”随后，北京中日美术馆馆长、研究馆员曹振峰和台湾汉声杂志社社长姚孟嘉等人又来到庆阳，他们也被王光普的那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的藏品深深打动了，激动地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么生动、这么古老奇异的民间艺术品。”姚孟嘉先生当场约请他编著《北豳（音：bīn）傩面》、《豳地神怪皮影》两本专著。
然而，疾病仍是王光普生命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1994年，正当他的研究厚积薄发、成果频出、影响力迅速上升时，医院的一项检查证明他患了绝症——胃癌。无情的事实使王光普失去了大半个胃。然而，癌魔并没有使他倒下，更没有使他放弃对民间艺术的研究。在病榻上，他一边治病，一边撰写、整理书稿。
5年之后，可怕的癌症再一次向他扑来。此时王光普已62岁了，家人都以为他支撑不住了。他的胃被全部切除，这位从不知疲倦的人此时进食都成了问题，只能吃一些软性或流质的食物维持生命。然而，他依然没有倒下——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对工作的急迫感更强了··· ···
治疗、锻炼、研究，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三重奏。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使王光普的生命越发鲜活，成就越发显著。
自1994年患病至今，王光普凭着惊人的毅力，相继编著并在台湾和中国内地出版了《民间砖雕与石刻》、《陇东民俗剪纸》、《庆阳皮影集锦》、《宁县民间皮影雕簇图谐》、《明清皮影与脸谱》、《华夏农耕文化与民俗》、《北豳傩面》、《豳地神怪皮影》、《民间传世剪纸纹样》、《刺绣与荷包》、《传世木版画、木雕精品》、《豳风傩与傩面》、《古文化破译》等专著，同时还作为骨干参与了《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甘肃分卷》、《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皮影木偶卷》等国家重点图书的撰稿工作。
王光普还是一位民间艺术的创作高手，尤其是在皮影和剪纸方面更是出手不凡。
剪纸的本领，无疑来自幼时家人邻里的熏陶，后来在与民间艺术的广泛接触中他更是技艺大长。渐渐地，他也能像陇东乡间的剪纸高手那样，不起底稿，信手而剪，想到什么剪出什么，随心所欲，游刃有余。当然，不同于民间艺人，他的剪纸作品的发表处不在窗户上，而是在报刊上。
制作皮影是一项极其繁复、精细、耗时的工作，从牛皮的泡制到雕刻、上色，都有严格程序，不能有半点马虎大意。并且一幅上乘的皮影作品的诞生，是绘画、雕刻、皮质加工三者高水准配合的结果。在与民间艺术长期的交流、切磋中，王光普逐渐从一个皮影的门外汉变成了一个专家——既是学问上的专家，也是实践中高手。
1995年新年伊始，他刚大病初愈恢复了一些元气。此时，台湾霍克国际艺术珍藏馆约请他制作一批皮影，他竟出人意料地答应了下来。随后，他用数万元选购了200余张上好牛皮，一边泡制，一边设计，一边雕刻，历经3年，终于完成了以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情节为内容的100幅皮影的设计和雕刻工作；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封神演义》、 《西游记》、《水浒传》、《包公案》、《中国神话传说故事戏》为内容的200幅皮影的设计、雕刻任务。这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首次有人以自觉的审美态度来对待皮影这一传统工艺——王光普成了我国首位以“创作”的手法来挖掘皮影艺术现代魅力的皮影艺术家。
王光普创作的这300幅文学名著皮影作品，每幅高0.8米、宽1米，加在一起总长达300米，气势十分宏伟。每幅作品人物造型生动、情景交融、色彩细丽、雕刻精湛、堪称经典之作，一经问世，便受到大陆与台湾两地专家、学者的关注，有人称它是“皮影艺术千年来的巅峰之作，也是皮影艺术濒临消失之前的最后一道光辉，更是皮影艺术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有人认为“这些作品很有可能是中国皮影艺术的最后集成，具有极特殊的历史意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是收藏家最大的驱动力。但王光普收集民间艺术品40余年，金钱似乎从来没有施展过大的魔力。当年他节衣缩食，将工资的大半用在了民间工艺品的收集上，以至家中除了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剪纸、皮影、傩面外，一派清贫。1990年王光普却将500副剪纸、15件傩面、100多件戏剧皮影捐献给中国美术馆；第二年，又将一批民间艺术作品捐赠给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作为教学研究资料；1994年3月，他将收藏的4000多件（套）民间艺术品捐献给南京博物院；1998年，为了配合西安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研究室教学研究工作，又把400多件面具、1000多幅剪纸、几十件砖雕、石刻连同出土陶器，一并捐给西安美术学院··· ···
由于王光普在民间艺术收集、整理、研究及捐赠方面的突出贡献，近年他屡获殊荣——1988年他被评为“全国抢救、继承和发展民间剪纸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先进个人”；1990年被中国剪纸研究会授予“挖掘、收集、整理、研究中国剪纸艺术先进工作者”及“伯乐奖”；同年被庆阳地区授予首批“拔尖知识分子”称号，不久又成了该地区文化艺术界惟一一位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他“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荣誉称号。
眼下，王光普正在四处奔走、游说，设法在兰州建一个“甘肃民间艺术馆”，将自己藏品剩余的5000件皮影（据说连接起来长达2000米)、5000件神怪傩面、5500幅脸谱、1万余张剪纸、100多方石刻、100多个木偶头和500多件刺绣以及木版年画等10多个品种的艺术珍品悉数珍藏、陈列。据介绍，一旦此馆建成，极可能成为兰州一处极具文化开发、利用及研究价值的“景致”，因为藏于其中的许多东西、许多样式——无论从陇东、文县、拉卜楞寺、临洮、永靖等地挖掘、整理、抢救出来的傩面，还是那些充满生命生殖崇拜意识和远古图腾符号的剪纸、刺绣——堪称“国宝”、“国粹”，它们眼下已成孤品或正趋灭绝。
然而，自1999年至今，这个拟建在黄河岸边，以仿古庭院式花园为建筑样式，集收藏、展示、研究、表演、旅游观光和培养民间艺术接班人等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艺术馆，还只是王光普脑海中的一幅蓝图，何时得以付诸实施还无法预见。
然而，王光普仍没有一丝想放弃的念头。
“随着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古老的民间艺术不可避免地也将很快消失，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古老的民俗与民艺拥有者、创作者群体，用不了多久也将很快亡逝。随着地球上历史活文物群体的消亡，中国这些独特的人类文化遗产也将不复存在。我们应该通过紧迫的实地考查和研究，把它尽可能完整地记录下来，作为一份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源的群体文化遗产，留给后世，这是我终生拼搏的惟一心愿。”
因此，王光普格外着急，他是在与时间与生命赛跑。
（车满宝摘自《兰州晨报》2003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