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越
我的一位俄罗斯朋友，是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公众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前不久做了一项调查：莫斯科实施了整整10年的改革，造就了一批俄罗斯新生代富人，他们月收入的底线是5000美元。俄罗斯达到这样收入的人数为1200~1800万左右，占俄全国总人口的8%~12%。而莫斯科富人的财富水准与外省相比较，还要高出2~2.5倍。俄罗斯的老百姓有一句话：富人的每一个戈比都散发着血腥。而莫斯科富人的财富就像宇宙的秘密，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深不可测。因为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得到的所有数据报表里反映的莫斯科人的月收入，都在起征税2023卢布（约74美元）以下，几乎没有超过这个数字的。就是说，俄罗斯基本上没有一家赚钱的公司，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有钱的人了。
2001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公干。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现阶段俄罗斯富人分三等：头等富人主要是以俄罗斯主要经济寡头为主的，具有政治背景的大财阀。他们的个人资产，保守估计平均也会在10亿美元以上；二等富人，曾经有过或目前仍然具有政府背景，并且在国家要害部门任要职，掌控资源的调配和流通；三等富人主要是一些私营与合资企业的业主，其中不乏从旧体制下的国有公司转道而来的人，更有靠个人奋斗致富的样板。
我弄到的一份莫斯科主要从业人员的月薪价目表显示，莫斯科薪金最高的职业是企业财务经理，每月的工资为1500~2500美元。而中学教师、清洁工和商店的售货员的月薪大多数不过50多美元。
我在俄罗斯了解到，不少过去在苏联共产党、青年团和政府其他组织机构里任职的人，都已经发了大财。1992年权力过渡的时候，他们已经巧妙地将原来的行政权力关系转化为物质利益关系，他们最善于应变和攫取，在国家急速转型的时期，他们个个都不手软。再有，莫斯科许多在最近10年里挣了钱的人，不少在苏联时代就开始经商，再加上权力在握，很早就完成了原始积累。我们可以通过传媒知道，几乎原来苏共体制下和当今俄罗斯政坛的高官，无一例外地都是大亨：切尔诺梅尔金，是1992年叶利钦钦点的联邦总理，他目前拥有一家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目前已经上了普京打击经济寡头的黑名单；别列佐夫斯基曾经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独联体机构中担任高官；另一个大亨古辛斯基1993年10月在莫斯科炮打白宫的血与火岁月里，为叶利钦立下了汗马功劳，莫斯科人都知道，他在位期间制定了一套貌似有利于国家和公众的俄罗斯私有化的改革计划，结果却让国库里的银两哗哗地流进了自己的腰包。
俄罗斯朋友告诉我，富人中绝大多数人都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背景，或多或少地接近过俄罗斯权力中心，富人中很大一部分或明或暗与犯罪组织有关系。他说，首先，已经致富的人会持续致富；第二，手中掌握权力的人一定会致富；第三，与犯罪组织沾边的人很可能会致富。第四、其他的人几乎不会致富。
根据我在俄罗斯时的观察，74%的穷人舍不得花钱为自己购置服装和鞋帽；49%的人在饮食方面消费很节俭，以致于营养不良；22%的俄罗斯人有病舍不得就医。
2000年冬天的时候，我住在莫斯科东南部战士大街22号楼18层的尼娜老人家。她原来是莫斯科一家物理研究所的会计，已经88岁了，耳聋眼花，老伴早已亡故，家里只养了一只叫“斯大林”的猫，她天天和“斯大林”说话。我第一次见到尼娜老人的时候，她就坐在厨房的木椅子上抱着“斯大林”。她对我说：“我今天还没有吃东西，给我弄点吃的吧！”原来，尼娜的退休金只有600卢布，折合21美元，根本不够每月的伙食，再说还有“斯大林”呢。她每天只吃一餐，还让我也节食，每天晚上叫我煮一大锅土豆，捞出来，浇上番茄汁配以洋葱，再切几块面包，权作几天的正餐。早上偶尔会喝一点牛奶，或是吃前一天晚上的剩饭。中午就是一杯红茶加上几块巧克力夹心糖代替午餐。来客人的时候，也会让我买一些牛肉来炸牛排，但是那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享受，她也全偶尔叫我买条鱼，“斯大林”吃一半，剩下的我们再享用。
我经常可以见到，莫斯科的街头和农贸市场踯躅而行的老太太和老头手里拎着塑料袋，里面装着刚刚买来的土豆、胡萝卜等简单食物。我发现，以他们微薄的退休金，合理地支付每日的食物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前不久，莫斯科的传媒已经在关注莫斯科退休老人的饮食结构有偏差，比如他们每月食用土豆的数量比实际需求多20倍，黄油多了8倍，因为这些是他们可以买到的最便宜的食物。
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年轻人的情况也不太好。我原来认识一个俄罗斯女孩子，住在莫斯科南部的图拉。她只有21岁，在图拉州立医院的内科工作。她告诉我，她的月收入是600卢布，低于俄罗斯公民的生活水准下限。她每天的主要食品是面包、牛奶和鸡蛋。蔬菜有洋葱和胡萝卜，黄瓜和西红柿买不起，太贵了。的确，当地的蔬菜贩子开出天价，有点像北京人吃进口水果的感觉。她平时吃不到水果和糖果之类的东西，但是过新年和“三八”节的时候，也偶尔会奢侈一回。
1998年，俄罗斯的居民收入比1997年降低了40%。居民日常消费的25类食品的价格从1998年11月起上涨了22.7% ，而购买这些食品每月的支出为425.6卢布，当时居民的月平均收入为998.9卢布。而截至2001年4月的统计表明，购买这些食品每月的支出为846.1卢布，但该年居民的月平均收入已经上升为2572卢布了。我想，也许图拉的那位美丽护士不久就可以买得起黄瓜和西红柿了，没准还能吃上水果呢。
回到北京以后，很多朋友问我，俄罗斯人的生活到底为什么那么穷困？由于俄罗斯尚处于国家经济转型期的初级阶段，因此，对那里穷人的生活质量做出正确的评价，不能套用对西方人评价的标准。甚至，不能沿用对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测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不能绝对地用数字来证明观点，评价俄罗斯人的生活质量，如果用他们和过去相比较失去了多少作为标准，似乎更为客观。比如说，现在，俄罗斯穷人家庭吃肉和鱼的次数每周少于两次；有些穷人家庭日化产品的需求不能够满足，例如牙膏、香皂和洗衣粉等；有人没钱缝补衣服和修鞋；有的家庭买不起冰箱和最简单的家具、电视机（哪怕是黑白的）；没钱做房屋最简单的装修；买不起药品和看医生；还有的家庭没钱安葬死去的亲人和没有条件贷款买房子与汽车；也没有钱定期给孩子购买糖果、服装和鞋帽；甚至难以支付孩子学校的制服费和早餐费，还有幼儿园的托儿费。
事实上，俄罗斯穷人在经济改革之前享受过的大锅饭式的好日子，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惰性，有些人现在每天最低收入仅仅为2.15美元，可是连这也无法将俄罗斯人从惰性中唤醒，迫使自己调换职业。有时候，就连国家出钱让他们去进修学习他们都没有兴趣。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的价值观生成于以前的旧体制，他们当中很多人还停留在所受教育和所从事职业专业对口的传统荣誉感中不能自拔，因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他们又怎么能挣到钱、怎么发家致富呢？不过，俄罗斯的这段历史，终将被彻底改写，北京的雅宝路和秀水街的成百上千的俄罗斯服装贩子，就是一个证明。
（杨高峰摘自中国文联出版社《闲说外国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