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殿贵
当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改革震撼着穷乡僻壤的时候，曾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带来多少兴奋和喜悦。可是一切都有一个极限，我们不可能无限制地从土地中挖掘出更多的财富来。于是，当这些朴实无华的农民再也不能从地下刨出更多的金子而又不安于贫穷落后的时候，他们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出走——进城挣钱成了他们惟一的选择。不是他们想挣脱生他养他的土地，而是贫瘠的土地和落后的经济在放逐他们，“走啊，到城里打工去！”于是，在中国的版图上又出现了一种“候鸟群”，他们从中西部人口稠密的地区“飞”向沿海开放城市，而农历正月则是这种“候鸟群”整体大迁徙的黄金时间。在中国的历史潮流中，曾经有过的人口自发性迁移与浩浩荡荡的打工潮比起来，显得逊色多了。
农民进城后承担了所有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工作。而与此同时，在许多城里人的观念里，已经不自觉地在进城民工与社会不稳定因素之间画上了等号。城里人以无可比拟的谨慎拉开与乡下人的距离，甚至人为地制造出两种阶层。也许城里人忘记了，他们的父亲或父亲的父亲很早以前就是在乡下辛苦种地的农民，只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和某种程度上的机遇，让他由农民演变成为城里人。民以食为天，都说农民是衣食父母，切不要忘记了城里人每天餐桌上的粮食还是农民供应的呢。
对农民进城的看法，各方面都不尽相同。某县政府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说：“农民进城打工，对于缓解土地的压力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外出，全县的农业经济就没有如此好的形势。打工既挣了钱，又培养了人才，积累了资金，发展了自己，也是以工补农的好形式。这些年不只粮食没有减产，就连高效农业也发展起来了，现在全县至少有20万人外出打工，县内转移到二、三产业的还有近20万人。如果这几十万人守候在家里，资源压力、就业压力、农民负担、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就会相当严重，这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功不可没呀。”
以湖南省浏阳市荆坪村为例，该村有800多个青壮年劳动力，其中200多人在深圳特区打工，每年春节期间村子里都很热闹，出门打工的人带回了外面世界的光鲜气派。每次过完年，又有一批新人被带出去。这个村子外出打工的农民月收入最低的400多元、高的800多元，有的做了管理人员，月工资收入可达1000多元。如果按一人一年消耗500斤口粮计算，全村一年就会省下10万斤粮食，出去的劳动力多了，村里人多地少的压力也就随之减轻了。村民的收入多了，盖了不少新房子。
据说，该市每年进城打工的农民通过邮局汇回家乡的钱有2亿多元，估计总收入在4亿元以上。
透过形形色色打工族忙碌的背影，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为了在城里站稳脚跟而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显然，农民进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规律，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形式。这种劳动力的转移是农村与城市之间劳动力市场化的自然平衡和调节，既支援了城市的经济建设，又有利于加快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从目前的趋势看，农民进城打工将是一个长期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是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是生产力要素的一种优化组合与配置。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不断吸引着人们向能获得更多利益的地方流动，向最能施展才能的地方流动。城市的繁荣昌盛和工厂效益的提高，也有进城农民的一份汗水。在深圳，90%是外来人口，深圳实际是一座“移民城”。来深圳打工的民工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留给这座年轻城市不断拔高的大楼，留给刚刚竣工通车的宽阔马路。换句话说，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外来民工的合理流动和加入。
美丽、繁华的城市对农民是设防的，流动而不能留下。在更多的进城农民心中，千方百计留在城市仅仅是个愿望，事实上，他们既回不了农村，又进不了城市，这使得农家子弟对城市既怨恨又羡慕，他们成了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边缘人”。
在城市里混得不错的农民，有了资本，开始在城市里买楼房和户口，将家里的承包地转租给别人。在他们身上，隐隐约约地笼罩着中国农村进入现代化的曙光。他们在城市里经过摸爬滚打后，终于实现了进入城市的原始积累。被城里人承认或者成为城里人，是他们在乡亲们面前得以自豪和骄傲的资本；在城里打工挣钱，是满足他们盖房、娶妻生子的世代相传的愿望。
无疑，发源于我国农村的民工潮将会一年高过一年，只是表现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而已。而社会在诸多方面对于农民进城的冲击还有许多不适应，并存在着方方面面的束缚，打工者的权益也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
工种选择上的限制，导致了进城农民的就业难。跟许多大城市一样，北京有数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口。北京的劳动保障部门历年都制订《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务工人员的行业和工种》。同时，许多城市和部门还一波接一波地加大对外地打工人员清退工作的力度。
在城市里生活，常会碰上无收费资格的人向你伸手，收取只有外地人才有资格“享受”的各种费用。另外，有关部门还规定，无城市户口者无资格购买公共汽车月票，外地人的子女入学更是令大多数人痛心疾首和欲罢不能的揪心事。也就是说，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外地人的子女在城市里的学校就读，家长每年要缴纳的学习费用是城里人孩子的5~6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外来劳动力在城里多数处在谋生糊口的阶段，他们起早摸黑干着城里人不屑一顾的营生，属于城市里最困苦的一个群体，这等于是向最困难的人收取最高额的费用，交不起高昂费用的外地人只好自认倒霉，忍辱负重。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出于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把许多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挡在了校门外。他们最后只有看着城里漂亮的校舍，无奈地从父母身边回到老家落后的教育环境里，回到得不到父母照顾的孤寂的童年生活里。这样做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极有可能造就出一代新的文盲，这与国家鼓励和实施义务教育的政策大相径庭，这比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更为严重和可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曹延风认为，通过限制一部分人的利益来保护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做法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平等竞争。他指出，雇用员工是企业行为，政府职能应当退出这类微观经济领域。政府应提供的是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规范，如最低工资、劳动保障等。
目前，中国的跨区流动人口数量预计在0.8亿到1.2亿，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土里刨食的农民。我们的社会居然没有听到这个群体发出的声音，这是因为他们说话的机会太少。
城里人对进城打工农民的种种限制，其实是一种温室中的保护，其负面影响已经日渐显现，而且造成了很多城里人的懒惰、不思进取，丧失危机感、弱化就业竞争力和创业能力。这是急于想进城的农民的不幸，也是城里人的悲哀。
作为轰轰烈烈进城打工群体中的一员，本该充满希望地继续做争当城里人的梦想，可是置身于打工族中间，我的心情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因为我听到了许多进城的农民兄弟对城里人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听到了他们在城市夹缝中生存的太多的苦难，看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面前表现出的无奈和孤立无援。
进城的农民除了农忙时节种好家里的承包田外，当他们走在城市的大街上，穿梭往来于城市间的写字楼里，抑或汗流浃背地劳动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上的时候，你会真切地发现，他们也是城市这个健康群体中的一员。每次和打工族们在一起闲聊，他们感慨最多的是：什么时候，进城打工的农民才能真正融入城市呢？民工的权益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呢？
（李俊华摘自《农村青年》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