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仲武
我对野菜既感亲切又痛恨，几乎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因为我的童年是在野菜中度过的。至今，那段童年往事仍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在小镇上，我家和邹妮花家比邻而居。两家的情况惊人的相似：父亲都文弱都只靠拉板车为生，母亲都跟车助一臂之力。贫穷盛产小孩，那时两家都各问世了五个。我是地主“大少爷”，她是资本家“大小姐”。我俩同年，我大她一个多月。我俩一起上学，她读了两年便离开了学校。她“日理万机”：捡柴、做饭、挑水、采野菜、招呼弟妹··· ···甚至还要服侍母亲坐月子。羸弱而瘦削的她，每天忙得脚心叠到脚背上。
我俩青梅竹马，但我顽劣，非但不同情关心她，反而与她为“敌”，编顺口溜欺侮她。有时，她去捡柴，去塘堰洗衣，去井边挑水，我便带领一群喽啰在她后面叫着喊着：“邹泥巴，新娘家，生个崽，长尾巴！”每当这时，妮花的长睫毛就扑闪着对我的幽怨，泪汪汪地沉默相抗。有一次，她挑水回去，我们齐声叫喊，她加快脚步，一个踉跄跌倒了，水在地上流淌，把她摔成了泥人，我们更是开心得拍手称快，笑得前仰后合。
我十岁那年，大地笼罩着饥饿的阴霾。我一捧上清汤寡水的碗就哭，对野菜充满恐惧和憎恨。有一天晚上，我捧着碗哭，母亲又心疼又无奈地呵斥。我越哭越伤心，这时妮花从后门溜进来，塞给我两个菜粑，说蛮好吃，与我调换。我闻着菜粑喷喷香，就“厚颜无耻”地接下了。其实，粑也是地菜做的，一点点米粉是“黏合剂”，与我的菜粥相比，换汤不换药。看来，她在密切关注我，才过来哄我吃。她接过我的那碗菜粥，三两下就把野菜捞着吃了，咕咚喝了半碗水，没想到她把米花花都留在碗底再递给我吃。临走，她还约我明天一起去挖野菜。她一走，母亲既夸她又怜她，说她在家里总是吃剩的，没剩的就挨饿，饿不过了，就抓几把腌的生苦菜吃，喝碗冷水。我听了很难受，突然懂事了许多，后悔欺负过她。
此后，我俩相伴去挖野菜。我像小猫钓鱼三心二意，她却埋头苦干又手脚麻利，挖的比我多得多，她每次都匀给我，确保两人满载而归。那时，水喝得多，自然尿频，旷野无遮无掩，她与我约定，事先报警，不准偷看。她老实遵守，我偶有犯规。她脸红而不恼，提上裤子，做着怪相，同时用手指在她那瘦削的脸颊上刮几下，羞我：“不要脸，不要脸！”童心淳朴使我俩格外友好，我也帮她做些诸如挑水之类的事。
煎熬到转年开春，大饥荒更加肆虐狰狞，死亡直接向饥民叫板决战！
那天下午，妮花照例等我放学去采野菜。这次，她说去万家墩，往日很少去那里，因为四野茫茫的土墩上有很多坟。到了那儿我们开始铲地菜，不一会儿，妮花叫我到跟前说：“今天你一个人铲，我很累，想躺下。快去铲，听话，我以后做你的新嫁娘！”任务艰巨但我很高兴她能多歇歇，何况她还“终身相许”！于是我拼命地铲快天黑时，终于不辱使命，铲满了两大篮
妮花蜷缩在草坪上我兴奋而骄傲地叫她起来，她扭过身子平躺着，有气无力地叫我抱她起来。我见她脸色难看，再细想她今天反常，可能是成天吃野菜饿病了，就问她，她微微摇头。我就弯腰去抱她，她忽然张开双臂，一把箍住我压在她的身上。我感触到的不是柔软，而是她的骨头硌人。她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松开手，艰难地着涩一笑，说：“起来吧。“我把她抱起来。她“轻如鸿毛”。她说“让我站一会儿。”她微眯养眼睛从暮霭中望向远方，理了理蓬散的头发。她那枯黄的缕缕发丝崽微风中轻轻拂动。我看着她，刹那间被她的美丽惊呆了。直到现在我都坚决认为：女性的秀发，稍显凌乱地微微飘拂，比一丝不乱的平滑光溜更能显出女性的魅力。
一路上，她时不时要歇一会，天黑尽了，我俩才回到家。我也很累，喝完菜汤就上床去做美梦。我梦见妮花粲然一笑，说：“等我不累不饿了，就做你的新嫁娘··· ···"
快天亮时，我被一阵凄惨的哭声惊醒。那年头，人连大声号哭的力气都没有，妮花夜里无声无息地死了，仿佛山洼地的苦菜无人知晓地自生自灭。
（马玉良摘自《人生与伴侣》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