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维秀
和所有土里刨食的乡亲一样，对城市，总有一种彻骨的膜拜，至于向往的是什么，至今也说不清楚。
我的村庄并不闭塞，野营拉练的军人来过，架线铺路的工人来过，改天换地的知青来过。进进出出的陌生人铺天盖地，仿佛为村庄洞开一处仙境，童心的翅膀由此便开始不安分地扇动。
城里好啊。我常常这样想。并且知道城里城外的人全跟着我随意地想。
村里有一女子，在京城的亲戚家住了几个月，也就几个月，回村把口音改了，变成了满口京腔，全村的人都在撇嘴，忍不住去看西洋景儿，竟被她大大方方的谈吐给迷住了，没有听说过，也没有注意过她的过去，反正她因此出名了。见她出门，我和一群伙伴就在背后突然喊她的名字，当她扭身友好地招呼，大家你推我搡，谁也不肯承认刚才是自己所喊。其实我们原本也不是为了与她交流什么，只不过出于好奇，愿意同新鲜的东西发生那么点联系。
可惜很快她就恢复了原样，仿佛目睹《白蛇传》中那个美丽温柔的白娘子现出了蛇形，我的心里好生失望，但我却永远记住了那段美丽，那段兴奋。乡村的日子太平静了，太平常了，一切都熟稔得没有星点儿的刺激，是那女子忤逆乡俗的那种特别，让我领略了人生的另一种风景。从此，一片片海市蜃楼就在我淳朴的梦海里游来晃去。
城里好啊。我渴望一种新的生活，固执地认为那种生活理所应当地属于城市。
我拒绝穿花花绿绿的褂子，回避成群结队的赶集，自己独住三间偏房，把面缸、谷囤从地下挪到土炕，腾出地方支起一个木板床。我执意不要那张简陋而陈旧的桌子，而让家里重新做了一张高腿的办公桌，配了个小书架，在空酒瓶里装上清水插满野花。好在家里人允许我标新立异风头出尽，从此，红砖墙白房顶的农家小院内，就藏起了一座假想的城市。
城里好啊。我满足于别人说我不像乡下人的那种美好的感觉。我不知道我正在扮演连阿Q都能鄙视的那个假洋鬼子。否则，我会羞得无地自容。如今，我倒觉得假洋鬼子具有领潮的先导作用，不是吗？“洋”意识导致“洋”行动，“洋”行动导致“洋”变革，改革开放使得真假洋鬼子遍地，人堆里挑吧，你分得清谁是城里人，谁是乡下人？
偶然的机缘，我进入了城市，有了安定的工作和安定的居所，可以舒展筋骨做个城里人了。可麻烦又来了，充盈于耳的南腔北调竟使我有了漂泊之感，护卫我语言根系的土壤消失了。为了交流，我得说普通话；为了寻求一份踏实，我又丢不掉乡音。因而，我始终用两种语言与人交际，对地方人决不说普通话，对外来人也决不讲家乡话。两类人都在场我就两种语言并用，说话频率再快也决不会出现误差。真难为我了，我得具备翻译的素质。丢不掉乡音，我便成不了城里人，就像余秋雨笔下的离乡人：“活生生把一个故乡挂在嘴边，一张口，就告示出自己的生命定位。”
那些腰肢颤颤、脚步款款的女性堪称街头一景，她们各具特色的装束，把城市装点得更像城市，穿行其中，总有一种鸡立鹤群之感，可骨子里却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凭什么我要去随那个俗呢？那黄得高贵、耀眼的饰品，我是无论如何也戴不出去的，缺了洋洋自得的那种自信，再好的装饰也是一种拖累。人家是不化了妆出不了门，我是化了妆出不了门，拿画出来的弯眉红唇示众，总觉得有种作假的心虚。万一有人招呼我，我都找不着我了，那人家招呼的是谁？于是，绚丽多彩的城市背景上就多出一抹暗淡的底色，那就是我呀！一个总也走不进城市的乡下人。
不习惯空着口袋进商场、不习惯无所事事逛公园，不习惯为缺斤短两费口舌，有了这麻烦的不习惯，这城市还肯是我的城市吗？眼瞅着那拆了盖、盖了拆总也不能满意的楼房和挖了埋、埋了挖总也修不好的马路，我替城市累，累得牢骚满腹。我担心气喘吁吁的城市驮不动飞速膨胀的人口而突然瘫痪。不明来历的噪音骚扰着城市，空气中充满焦躁，让人怀疑擦根火柴就足以使整个城市燃成火海。
入夜，我逃离高楼的挤压和霓虹的眩晕，骑车到郊外兜风，矮墙圈起的农田和写着“拆”字的村舍告诉我城市还在扩建，一个个村庄很快会被城市包围同化。站在城乡中间的地带四处张望，一边是咄咄逼人的奔放与跋扈，一边是蠢蠢欲动、表面气定神闲的安详。
回乡村去，回乡村去，我好想回到翠田沃野，坐在田梗地头踏踏实实地歇一歇，结束流浪与漂泊，可心里分明还牵挂着什么，怀揣不明不白的牵挂去亲近乡野，乡野的热情是否依旧？复杂的心里顿时就想到了那首饱蘸乡情的歌：“星星也不是那颗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 ···”离乡多年，我已非我，故乡可还是故乡？
我真的被夹在了中间地带，不知归属，不知归路。
（姚崇芳摘自《中华收文》200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