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化
在农村，有一个很长的时期，麦子都是财富的标志，这让麦缸身价倍增，蒙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圣光。早年，我爷爷四十多岁仍然身强力壮，又会中医，家境颇殷实，百里十村无人不晓。我爷爷这时也长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忙坏了众媒婆，纷纷不请自来。西庄的一家闺女托王媒婆前来提亲，只见她好一阵吹嘘，就站起来说是要讨口水喝，其实是想明察暗访看看我爷爷家的麦缸。
那个时候，麦缸多由荆条编成，所以又称“粮囤”。内壁涂上一层厚厚的泥巴，干了之后颗粒不漏，麦子也乐得其所。麦缸一般放在堂屋，只要是稍有些积存的人家都会把麦缸放在这里，来了人抬眼就能看到，也是一个小小的夸富手法。王媒婆来回抚摸着五口肚大腰圆的麦缸,不住口地啧啧称赞,目光里满是艳羡,随即向我爷爷说:“李老哥，刚才我说西村闺女活计做得好，你可知道是跟谁学的？”我爷爷应付了一句:“跟她娘学的呗。”王媒婆听见，很骄傲自顾自长笑了一阵，突然停住，说：“是跟我那闺女学的。”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哈哈。”我爷爷就被这笑声蒙蔽了，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阴谋。这样，以巧舌如簧著称的王媒婆，成功地在一次为别人说媒中，为自己的女儿选定了终身，觅到了郎君，那郎君就是我爷爷。
如果说我这一辈子还算是能说会道的话，大概和王媒婆的遗传基因不无关系。推而究之，和麦缸也不无关系。后来我在我的诗中写满了有关麦子的语句，现在想想，我写的每一首诗，不就是在画着一口口心宽体胖、至善至美的麦缸？
到了我父亲结婚的时候，分得了两口大缸。生活渐渐好了，麦缸便不够用。我兄弟们没长大的时节，还能将就，嘴巴小，多添一瓢水就行。但我们嘴巴越长越大，越来越像父亲的样子，连走路都弓着腰，吭哧吭哧一喘气好像牛拉犁，俗话说：半大小子，两只肚子。是说能吃，果然如此。大哥十七、二哥十六、我十岁那年，父亲决定再造两口麦缸。
造缸，我们称“倒缸”，铁锨一把，将潮润润的泥土堆成一口倒扣的麦缸模样，使劲拍得平整，泥土便不再松散，成了一个整体，表面白光光的，远看像一个卓尔不群与众不同的大馒头。第一道工序就绪，紧接着就可以“倒缸”了。工具抹刀一把，材料水泥沙子若干。把和好的水泥均匀地涂在土缸上，不能稀不能稠，不能薄不能厚，要的是工夫，我父亲天生是一个慢性子的人，于是恰到好处。天生我父倒麦缸，倒完一个始再来，一上午时间，两口准麦缸稳稳当当地扣在了我家院子里。
待到水泥由黑色晒成灰白色，麦缸就已成型。翻转来，大多还要摆两天，让麦缸充分接受阳光，装满了麦子一定会有一种干燥的肆意的香味。我这时虽已有十岁，然而玩心不散，和小伙伴们一起，踩着板凳吃力地爬入缸内，几个人挤成一窝，嘻嘻哈哈笑成一团，而麦缸，兀自岿然不动。麦缸像一辆静止的马车，随我们这些乘客呼喊吆喝，而我们，不正像几颗巨大的麦粒，正享受着一口麦缸？
又过一年，家乡遇灾，转眼工夫四口麦缸均已告罄。我此时正读五年级，每天斜挎的书包拍打着屁股，哪里去管麦缸的满和空？只见在城里读重点高中的大哥二哥突然失学了，我问他们，说是不想上了，可他们的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接着大哥去了窑场，二哥养起了小猪。我经常去大哥的窑场搬几块青砖砌狗圈，也经常去二哥的猪铺搂一搂小
猪，而大哥二哥无一例外地让我好好学习将来上大学，给哥们争口气。我说行，不过你们得给我买双球鞋。
麦苗青黄交替，几年过去，我如哥们所愿考上了大学，而两个哥哥也分别有了各自的麦缸，不再摆在堂屋，取而代之的是电视机之类的电器。两个嫂子都很勤快，我一回家，一顿美味可口饱含着麦香的换面条是少不了的。父亲说：三子是出息了，在城里吃公家饭咯。我笑笑，悄悄转过身看看两位哥哥，满脸胡茬，已有老相，一脸真诚地笑着看我。
偏居小城一隅，我仍写着充满“麦子”的诗句。不久前看到一则新闻，说一个日本人把旧弃的洗澡木桶挖了窗，开了门，做成了书房，于是我想，假如我能给老家的那口大麦缸开个窗，搭个顶，做个卧室，躺在里面，美美地做个囫囵梦，岂不妙哉！
（覃 瑛摘自《散文》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