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土律师”(第42-44页)
中国第一“土律师”万 静我是农民        初次见到周广立是在2002年10月一个寒冷的傍晚。与通常西装革履的律师形象大相径庭,这位在当地知名度很高的“农民律师”,穿一件对襟青褂,黑裤,平头,脚上的布鞋因为长期奔波已磨损得不成样子。没有自己的私人轿车和高级公文包,取而代之的是一辆加重自行车和破旧的人造革提包。        现今已为当地村民打赢了几百场“民告官”官司的周广立依然过着简朴得甚至有些寒酸的生活,家里除了一部专门为了接听农民咨询和告状用的电话外,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和电器。两个摆在卧室里的老式书柜,显示出主人与当地农民的不同。        其中一个书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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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断“枯树”(第41页)
砍断“枯树”张 峰        (商 松摘自《黄河黄土黄种人》2002年第8期) 有只鸟儿栖息在沙漠中的一棵枯树上,它认为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有一天,一阵骤起的沙漠风暴,刮倒了这棵枯树。可怜的鸟儿只得竭尽所能,千辛万苦地飞到百里之外,另觅栖身之处。终于,它来到了一片大森林里,林中开满了各色的花朵,流着潺潺的溪水。鸟儿感叹地说:这儿才是我们鸟类的天堂啊! 如果当初那棵枯树不被风暴刮倒,故事里的那只鸟几也许到死都无缘认识美丽的森林。在它那狭窄的视野和心目中,一棵枯树也成了天底下最好的栖身之所! 也许你会觉得,沙漠里的一棵枯树有什么好留恋的呢?那么来看看我们自己留恋的东西吧:一个不错的“饭碗”,一份不多不少的收入,已经取得的某些成绩··· ···这些我们依赖惯了的东西与鸟儿眼里的枯树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抵达了森林的鸟儿应该感谢那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别看“枯树”已“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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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瑞典语(第40-41页)
我学瑞典语旭 日        在瑞典5年,我没学会瑞典语。每当瑞典朋友问起此事,总有些难为情,他们认为,不会说瑞典语不是智力问题,就是对瑞典有成见,因为学瑞典语不但免费还有津贴,许多移民就这样一年一年学下去,以此为生。        刚来时曾经紧张过,办理身份证明、工资、银行账户、租赁住房等等都需要签字,看不懂瑞典文,不免想起“杨白劳”的故事,可想到瑞典人都很讲信誉,也就一签了之,倒也从没出什么问题。从此开始心安理得地体验“文盲”的滋味。瑞典是发达的国家,虽然有1%的文盲,但人人能讲英语,虽然口音明显,语法随意,倒是简单易懂。可是,因为不懂瑞典语,还是闹出不少麻烦事儿来。我家为什么停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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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说方言(第39页)
杂说方言(佚名)        中国的方言可谓世界一绝。书同文,而各地之语不同。一位外国留学生中文程度相当不错,不仅能够自由谈话,而且能翻阅中文报纸。可假期里一出北京城,就听不懂外地的“方言普通话”。回校后,他要求补习“方言普通话”。弄得语言学院的老师不知如何是好。即使教他,又该授以何地方言呢?        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召见梁启超。梁启超的粤方言将“考”说成“好”音,把“高”说成“古”音,光绪圣耳垂听仍闹不明白。一次政协会上,竺可桢先生发言因绍兴土音浓重,大家听不懂,只好请人翻译。竺先生慨叹道:“我说英语能够走遍世界,我说中国话却走不出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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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我取一栗(第38页)
沧海我取一栗高建群        战国时代郑国的国君想出了个馊主意,他派郑工到秦国去,诱说秦国修一座水坝,想以此消耗秦的财力,减轻对郑的军事压力。郑工所修的这坝就是著名的郑国渠,公元前中国的三大水利工程之一。 这工程用时长久,耗资巨大,将泾河进入关中平原的那个山口,拦腰截住,然后再修成渠道,取泾水灌溉八百里秦川。修渠的途中,有坐探报告说,这是郑国的一个阴谋。秦王于是大怒,要杀郑工,这时幸亏宰相李斯说话了。李斯所说的那话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令》。郑工没有被杀。16年后,渠成,八百里秦川成为一片沃野,秦国空前富强起来。依靠强大的财力做后盾,秦灭了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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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知府卖桥(第37-38页)
冯知府卖桥李思祥        陕西韩城南门外有座石拱桥。它的背后蕴含着一个幽默、滑稽的故事,被当地人一代又一代地传颂着。        相传明朝末年,有个冯知府致仕(退休)还乡养老,就住在韩城南郊。城西两三里地就是一望无际的黄龙山,黄龙山里流出一条河从南门外经过,河不是太大,平时只有两尺多深的流水,人们用木料横竖放上两三层,上面覆盖些树枝、杂草和泥土,倒也可以应付通行车马。每当夏天山洪暴发或秋雨连绵时,河水上涨,冲毁便桥,交通就断绝。老百姓可苦了,有病的不能进城买药,发丧的没法进城置办丧葬用品,城南城北结亲的,预定婚期恰遇河水暴涨,不得不延迟婚礼。        冯知府看在眼里急在心中,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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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农民道歉(第34-36页)
向农民道歉邓 科        2001年9月,一本名为《向农民道歉》的内部资料在陕西省县级以上干部中间流传,不少人看了潸然泪下。        这本书的作者叫马银录,时任陕西省白水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2000年11月25日,白水县西固镇器休村因交税纠纷,发生了数百名农民打砸政府和派出所的恶性事件。        2001年4月9日,马银录率领12人的工作组进驻器休村。进村:群众为何如此恨我们        对于“11·25”事件,新华社在后来的报道中这样写道:“11月25日,西固镇收税干部与器休村一户农民发生冲突。当晚,镇派出所警察强行将四个农民抓走,数百名群众闻讯后赶到镇政府,冲击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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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农门(第33页)
大农门王必昆        我觉得人世间最易进的门是农门,最难出的门也是农门。这道农门可真大,围着那么多的村庄,关着那么多的农民。应该说,人类社会先是以农村的形式出现的,一部分先民过早地跳出农门,去找一块好地方修筑城门,用繁华诱惑者农门里的人,却又把农门里的人远远地拒之抛之于城门外,于是就有了城市与农村之分,于是就有了城里人和乡下人之别。这样一来,世界也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农村,一部分是城市;人类也就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农民,一种是市民。城市地盘的不断扩大,市民人数的不断增多,即构成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历程。        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这是钱钟书《围城》所表达的思想。对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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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问题(第32页)
最难的问题廖 钧        我居住的大楼里都是些学富五车的老师。有一回,这里举办了一次社区活动,其中有一个节目是:看谁能提出一个最难的问题,难道所有的参与者(当然必须是有解的),出题者便可获得一份奖品;如果有人答出来了,奖品便归答题的人。        上台出题的人一个个败下阵来,因为无论他们提的问题多难,总有人能够答得出来。轮到我了,我的问题是: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有几级台阶?问题很简单,却难道了所有在场的老师,他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能答得出来。        不过,我最后还是没有拿到那份奖品,因为有一个人准确地说出了楼梯的数目,并且还额外地说出了第一个拐弯是几级台阶。第二个拐弯是几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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